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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背景下，国籍接近户口，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30年前出国，拿了国外身份的，叫“投敌叛国”，想回来也不可能。20年前出国，就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了，要么“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回来报效祖国，要么“辜负祖国人民多年的培养”，留在国外定居；10年前出国的，无论后来在哪生活，怎样生活，基本上和爱不爱国没什么联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出国人员个人生活的选择，国内的舆论日益宽松，为“半路老外”们的产生营造了善意的环境。

　　一些国家多途径、低成本的移民政策，则对“半路老外”有直接鼓励。如，移民加拿大，均价5万元人民币，住满三年可入籍；移民澳大利亚，1万元人民币起步，两年可入籍。

　　此外，中国对外资和海归的政策优待，国内经济发展对国际化劳动力的强大需求，都对移民回国产生直接刺激。与此同时，北美等地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机会减少等，也为“半路老外”的滋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勋对本刊指出，在历史上，“半路老外”现象并不十分常见，仅中国台湾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比较明显地出现过。

　　谈到对“半路老外”现象的看法，张铁林对本刊回忆起1982年他出国前夕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在某艺术团体门口，碰到一个著名男演员，开一部小汽车，“你这也太显眼了吧，不怕别人说呀？”张说。那人回答：“这有什么呀，我就是比大家早开几年而已。”张认为，5到10年后，“半路老外”的现象一定会更加普及。王勋的预测是，如无意外，这种现象至少会稳步发展到2020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曾在本科生里开讲全球社会学课程，他对本刊指出，换国际身份的本质不过是换户口而已。“北京户口比河北户口值钱，就是这样浅显的道理。”谢说：“全球化背景下，国籍接近户口，这是一个长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谢遐龄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变成一个社会，全世界100多个社会融合成一个社会。

　　实际上，除了换身份，全球化背景下，拿国外学位也是国人一个典型的冲动。“现在我们总喊建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就是拿着这学校的文凭走遍世界都可以找到工作。如果本国没有这样的学校，人们当然要到外边去找。”在谢遐龄看来，与国际认可的教育背景相比，国籍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另外，谢指出，跨国公司是更直接的全球化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跨国公司，互相渗透，互相长入，像两个“异形”，互相把触角伸到对方体内，再一点点繁育、滋长。人们寻求国际教育、国际身份等都与跨国公司的存在息息相关。

　　针对“半路老外”，学者间对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设置议题并无异议，然而，对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却有着严重的分歧。

　　王勋认为，“半路老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客观上，他们带回来资金、技术、管理技能、国际关系网;在主观上，一些人仍存有报国之心。因此他们的社会影响主要是积极的。

　　谢遐龄则认为“半路老外”多数本质上只是利用国家政策，对国家发展不见得有利。特别是那些以洗钱为目的者。其实这种情况下换身份的不是人，而是钱。他们利用国家对外资来源难以查实的现实，将来路可疑的国家资产通过绕道国外银行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在现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强烈冲动下，以外商身份通过低廉的代价获取国家土地，之后所获暴利又继续流向海外。造成的结果是，国民经济看起来持续增长，但钱实际是被少数人卷走了。这部分的“半路老外”虽非主流，但是负面影响却十分巨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曹红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