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对于很多“恋校”者而言，在心灵与自由如此贴近的同时，也要备受咫尺墙外的干扰
这是一个“国中国”，一堵围墙，划出内外两个世界，完成学业的人原本都应离开，但“恋校”让一些人一脚墙里一脚墙外，继续过着校园生活。
以校园为生活方式的他们中，年长者距毕业也不过十几年。
与备战考研而居留于校园的“校漂”不同，居留本身是“恋校”者的目的。即便是其中的留校者也与其他教职人员有所区别，工作与留校在选择之初便有了因果的序列差异。
这些“恋校”者通常啸聚于大城市中的著名学府，他们本身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子。母校的情怀与学府的涵蕴让校园有了圣殿般的光辉，牵绊着这些“恋校”人。
“恋校”者们心中也许潜藏着一种对外面的惊悸和退缩，但他们展露更多的是根植于骨的矜持和骄傲。他们中有很多身处同一校园而又互不相识，但通常会有某些相似的心境和行为。
“游学”于复旦大学的吴锦宇对此有一套总结：“恋校”的人中，开朗的多，沉默的少，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思想也敏锐，很容易找到事情的本质。他们普遍善良，对人信任胜于提防。他们对未来都有美好的愿景，但生性淡泊，与社会保持距离，“留校任职的也要淡泊，本来都有能力在社会上找个不错的工作，如果在学校还争名夺利，还不如到‘社会’上工作。”
“恋校”人群的规模很难估算，高校里很少去统计校园羁留者的数量，尽管学校周边租住的人群是个参考的数据，但无从得知其中“恋校”人群所占的比例。即便是“恋校”者自己也往往对校园里的其他成员一无所知。
对于北京汉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实就是如此，在他印象中，在北大校园里很少有毕业之后仍终日“混迹”于校园的，至少在他的圈子中，他是惟一，“平时闲成我这样的真是不好找。”但记者的接触中，燕园中的“恋校”者其实并不鲜见。
只为一种心境
“恋校”者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群体。他们偶尔会在听讲座时与众人擦肩而过，并没有固定的圈子，学校太大，各自目的不同，形同陌路。
这是吴锦宇的感受。
对于很多“恋校”者而言，在心灵与自由如此贴近的同时，也要备受咫尺墙外的干扰，毕竟他们已经失去了校园里的“合法”身份，尴尬的处境让他们有复杂的生活感受。
吴锦宇的同学毕业后基本上都去了金融保险类的公司，情况有好有坏，但都是每日在激烈的竞争中背负着压力度日。两三年没见，很多同学头发白了大半——几乎每天都在加班，要不就是出差在外，与家人交流很少。相比起同学，身处学校安静环境中的吴锦宇有着更多的安全感和年轻心态。至今他仍保持着每天10点睡5点起的作息习惯，不论去哪都骑一辆老古董钢铁自行车，经常去旅游或是到农村做课题。
但随着三十而立，焦虑也越来越多，每当吴锦宇看到同学已经有了稳定的事业，有车有房有美满的家庭，拿着仅能糊口的工资和至今依然孤身一人的自己还是会产生挥之不去的失落感。
吴锦宇的“恋校情结”，在每个恋校者的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依赖的不是校园本身，而是高校那种行为规则和氛围。
与节奏极快、在高压力下工作、面对更加复杂的处事环境的社会生活而言，学校里面的自由、轻松、文化氛围对人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正如黄玉梅所说，留在校园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丰富，这也让她的留校，看起来更像一种精神上的坚守。
“你是不是疯了还是哪一根筋搭错了。”这是黄玉梅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两年前的4月28日，毕业前夕，北大的未名湖畔，黄玉梅拒绝了一家公司月薪万元、安置户口的聘用，选择留在学校，作一份没有正式编制、月收入只有两千余元的工作。
“留在这里，是因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我想，为了一种心情而留下是值得的。”
曾经的同学都已经离开了，晨钟暮鼓的学生生活被早八晚五的工作所取代。对她而言，留下的朋友还有“这塔、这湖、这一草一木。”
每天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都会看见一个身着网球裙的女孩绕着未名湖慢跑，或者在更晚些的时候，看见她在湖边静静坐着。黄玉梅用这种方式来延续她学生时代的写意生活。
在这个地方呆久了，这种“恋校”情结便发生变化，从依恋一个校园到依恋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这是黄玉梅对自己的解读，她始终觉得是这汪充满包容的湖水粘住了她的脚步。
上半年，她去山东出差，回来时，把从黄河边上汲取的一瓶水注入了未名湖中，希望为这片文气过胜的湖水添加一点阳刚之气。
湖水并不会有所改变，黄玉梅是以此来小心翼翼地呼唤着一种心境。在她眼里，走出校园的人会发生改变，“他们可能会变得更看重精神之外的东西吧”，她说。
并非都诗情画意，工作的琐碎在校园里可能也令人无法忍受。黄玉梅在工作中要为留学生们提供生活上的指导与关照，这个角色有时会让人联想到保姆。而她的同学则在SONY作中国地区的销售主管。
每次同学聚会或者是出差，黄玉梅都增加了一分离开现工作单位的心思，但回来之后又说服自己留下。
黄玉梅给了自己4年的时间，4年过去以后，她可能会选择离开，“我不会总赖在这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冉 何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