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来到日本，少不了吃穿住行之忧。来日伊始，何处落脚，总是一个大问题。从概念上讲，日本的住宅单位，最小的是四叠半，由四张半草垫子组成个人生存空间；最大的是一户建，即单门独院的整幢楼房。中国人来到日本，大都经历过蛰居四叠半的艰苦日子，然后伴随着立稳脚跟和事业发展，或搬家，或买房，在“住”的方面逐渐与日本主流社会看齐。

　　对于来日十余年，已经获得稳定生存状态，在日安居乐业的许多华人来讲，从四叠半到一户建，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典型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四叠半为起点，华人不断经历着搬家过程，实现着提高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梦想。华人的个人搬家史，连缀出一条明晰的社会成长轨迹。

　　一、搬家是个人履行家庭责任、实现自我肯定的过程

　　孙先生(化名)来日15年，搬了6次家。他说，这在华人社会里不过是一个平均值。孙先生的旅日生活就是从三个小伙子挤住四叠半开始的。

　　没有到过日本，更准确地说没有深入日本底层生活的外国人，一般无法理解什么是“四叠半”。旅日作家李长声先生曾在《闲话四叠半》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初到日本，所居以“四叠半”为多，面积约九平方米，用周作人的话说，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对中国人来说，大概娶日本老婆尚不具有普遍性，住日本房子才是实打实的“嫌日”第一课。李先生描写的“四叠半”经验，可能是大多数初来乍到日本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的：倘若你费尽心机弄到了签证，兴致勃勃地越海而来，开天辟地头一回踏进“四叠半”，陈旧而昏暗，那你可要挺住，赶紧想一想当年上山下乡是怎样地身居茅屋放眼世界来着，此刻世界可就在你脚下，潮乎乎，软塌塌，还有点松紧不均。

　　1990年，29岁的孙先生单身赴日，就一头掉进了“潮乎乎、软塌塌”的四叠半。当时，他读语言学校，另外两个同住的室友，一个读专门学校，一个刚拿到工作签证，房租每人每月9000日元。

　　10个月后，夫人要来日本，孙先生个人租了一间五叠的房子，虽没有洗澡设备，卫生间也是公用，但总算在日本独立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月租金5万日元。

　　1992年，为了把5岁的孩子从中国接来日本，孙先生夫妇搬了第三次家。他们租了一户2DK的公寓，有厨房和洗澡设施，3个人住，月租8万日元。

　　1994年，孙先生夫妇在日本生了一个孩子，家族4人搬进了2LDK，厨房兼吃饭间有5叠，两个房间各为6叠和4.5叠，总面积超过50平方米，月租10万日元。

　　1998年，孙先生通过抽选，入住东京都在练马光之丘建设的大规模公团住宅，3LDK，70多平方米，月租达14万日元。在不断搬迁的过程中，孙先生也在日本闯出了自己的事业之路，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和能力。

　　2004年，孙先生斥资购入占地60坪，上下三层，总面积达300平方米的一户建，完成了来日后第6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搬家。现在，孙先生把一层作事业之用，二楼三楼作居家之用，居住面积达200平方米，在日本也算得上豪华居所。

　　　一个中国人来日15年，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终实现了从四叠半到一户建的飞跃，这可以视作华人社会由零开始而上升发展的典型案例。

　　　孙先生对在日搬家的心理路程体会深切。他说，日本人有“穷搬家”的讲法，但他的每一次搬家，都会奠定新的信心，犹如一个新的开始。中国人来日，有留学镀金之说，自己来日本时已近30岁，就是冲着创业奋斗而来，没有镀金的想法，因为相信自己不是铁，也不是铜，本身就是金。每搬一次家，都是从新的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开始在日生活。因为住过四叠半，所以回到零也无所谓，没什么可怕的。个人和家族搬家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促进自己不断地去努力去争取。

　　孙先生过去同日本人接触比较多，他认为身处日本社会，关键是做人，把人生哲学搞通了，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孙先生是搞艺术的，有了几十年的积累，根基深厚。他不需要向银行借贷去负责经营，事业风险小，他靠学识去吸引人，靠性格去凝聚人。孙先生每次搬家，都会在新居写下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时时反省。比如，他最早以《菜根谭》的“得意早回头、拂心莫停手”自勉，后来又写下“侠心交友、素心做人”，“人生百年、不可虚度”用以自勉。住在光之丘时，孙先生的事业已进入稳定丰收期，他在家里挂出的条幅是“富贵名誉、来自道德”，“宁默毋躁，宁拙毋巧”。在成功购入一户建，生活和事业更上层楼之后，他又写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以醒目惊心。

　　　作为过来人，孙先生认为搬家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也是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象征。一个人不能总跟比自己好的他人相比，那样会好高鹜远，但应该跟自己比。男人对家庭负有责任，为夫人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既是促使个人不断向上、寻求发展的动力，也是自我肯定、获得成就感的重要方式。

　　过去房子住得小而仄，孩子的同学不愿来家里，后来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同学们愿意来家里玩，再后来有小朋友愿意在家里留宿，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人来。孩子生日，同学们来祝贺，可以开party，同学的家长们也来交流，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理解。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华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通过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反映得非常明显。

　　另外，孩子从小到大，随着父母的搬家史一路走来，虽然免不了经历转学的波折，但搬家的过程也教会孩子比一般人更知道节省，更理解从无到有的生活的艰辛，更懂得每一份成果都是父母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这使她们从小不事铺张浪费，以勤俭为本——搬家的现身说法，好过任何一种口头说教。

　　中国人身在国外，完全靠自己打拼，不像在国内有家族关系、裙带关系，还有各种社会背景。但中国人两袖清风，没有思想包袱，又比普通日本人拥有更开阔的实现理想的奋斗空间。比如日本人工薪族论资排辈，按部就班，他们的思维定势是不到50岁以上，不是部长级，不可能也不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但孙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实现了梦想，更超越了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局限，更显示了华人社会蓬勃的发展力。

　　在接二连三的搬家过程中，也有不少喜怒哀乐。住在四叠半时，没有一件家具是自己买的，后来居住面积扩大了，开始买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台电视机，再后来又添了一张床、一些家具。每一次搬家后，都觉得应该用自己买来的家具，才用得安心、踏实。孙先生自谓有些怀旧意识，尽管现在的家具一应俱全，又非常上档次，但有一把从四叠半时代延用至今的椅子却舍不得扔掉。这把椅子现在睡在库房里，见证了孙先生来日15年里熬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和经历过的甜酸苦辣。

　　回顾激荡的个人搬家史，孙先生感慨道：最初住四叠半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一户建的日子，我这个人没有奢侈心，没有野心，有的只是平常心。居住条件的改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而水到渠成——有了需要才会产生可能，有了可能就会引导需要，在需要与可能的互相作用下，才一路搬家走到今天。

　　的确，在日本东京浩瀚的楼群中，华人要找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空间，实属不易。但正因为有许多像孙先生这样从四叠半到一户建的华人存在，才拉动并引导着华人社群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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