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全球性事件都不能少了中国的积极参与，这似乎已经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正在德国如火如荼地上演着的世界杯，却是个令人失望的例外。这场国际狂欢节，其实没我们中国人什么事。

　　就参赛的32支球队来看，即便是一些弱队，看起来也都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他们自身特点的提升足球竞技水准的道路。遗憾的是，中国至今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一条路。

　　如果说中国足球有什么特点的话，主要就是依靠高大身材去进行激烈拼抢。只要到了国际赛场上，中国球队仅有的这一点“优势”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欧美的球员往往身材更高大、拼抢更凶悍，头球更出色，而他们的脚下技术又远比我们细腻得多。可见，中国足球现在的发展方向，并不符合我们民族的体质条件和精神气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向性的错误？这就要从绿茵场外去寻找答案了。

　　长期以来，举国体制一直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基石，它也的确造就了当前中国体育强国的地位。然而，举国体制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在体育领域内的延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在举国体制之下，竞技成绩就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当然也就直接表现为巨大的现实利益。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是在各个层级上的“成绩至上”，这与现在的“GDP至上”思维其实如出一辙。足球是一项身体对抗激烈的运动，技术和意识是需要经过长期刻苦训练才能获得的，想要在青少年阶段取得好的比赛成绩，最偷懒的捷径是，在同年龄段的运动员中去特意挑选那些身材高大的选手。而且，越是低年龄段的比赛，身体优势越是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赛场上，中国的少年队成绩通常好于青年队，而青年队成绩又总是好于成年队的根本原因。在少数情况下，某些地方甚至还通过篡改运动员年龄，来让成年运动员参加青少年比赛。从小就开始的“重身体”而“轻意识”、“轻技战术”的训练体系的苦果，注定要被我们成年足球队尽数吞下。

　　举国体制之下是没有市场空间的，也就是说，包括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员等竞技体育工作者，是没有机会以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去获得市场利益的——比如成为广告明星。他们的惟一前途，是在运动场上赢得优秀的成绩，并以此换取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尽管这有可能是对体育运动精神的异化。反观足球，正是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足球工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身价”，他们中的稍微有些小名气的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市场商业运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没有必要在训练场和竞技场上含辛茹苦——毕竟人都是理性的，况且那还要冒受伤的危险。这使得原本就存在方向性错误的中国足球，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无论是敬业精神和竞技水准都出现了大面积滑坡。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市场化改革没有革除原来举国体制的弊端，却解除了举国体制下严苛的约束条件；没有引进市场机制中优胜劣汰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却引进了市场机制中拜金主义的丑陋面和阴暗面。我们所熟知的假球、黑哨现象正是这种尴尬景况的集中体现。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在一种旧制度正在解体而新制度又没有建立和完善的时候，社会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制度的“真空期”。其实，岂止是足球，我们社会中的其他领域难道不也存在着大量的类似问题吗？从政府机关到国有企事业单位，有多少人正在享受着计划体制的“保护伞”，却不再受到计划体制的硬约束；又有多少人正在品尝着市场经济的丰硕果实，却无需承担市场经济的竞争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足球，只是中国社会处于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和阵痛期的一个缩影。(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