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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都是始作俑者难以逆料和掌控的
实际上,惠民行动最初的设想是城市拉动郊区。2005年12月,刘群选定第一家游说对象——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虽然院方对“三年之内,病源人数翻一番”的远景很感兴趣。但直到2006年2月,都没有得到主管部门——重庆市卫生局的许可。显然,主管部门对这一宏大的计划仍持疑虑。
“完美”中的缺口
刘群一直骄傲于惠民计划的“完美”,因为他建立了一个通过市场行为,重新分配利润的模型。理论上,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群体,都可以通过会员的不断累积,实现薄利多销的“大数法则”。“重新调节医疗领域的利益分配,没有什么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有威力。”刘群说。
但整个计划是在一个假想模型下进行的:即完全市场化的运行环境。只有医生、企业、病人、长龙集团参与利润分配,却没有考虑政府在其中的得失。但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市场是一个政府高度参与的市场。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惠民行动将绕开国家强力推行的药品集中招投标程序,并将十几万甚至更多的民众纳入一个民营企业构造的医疗补助系统。整个行动中,值得政府担心和插手的由头比比皆是。
惠民行动的经济基础是制药企业返还的20%货款。“如今我国的药品价格是由国家定价,而国家将来下调药品价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重庆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张意龙说。如果利润空间降低到20%以下,惠民行动的经济来源就将独力支撑在长龙集团的肩上。
并且,从目前的合约来看,惠民行动对会员没有免于直补责任的条款,如果遇上大的疫病,直补的数额将成几何级数增加。
一旦上述两种情况发生,惠民行动的财务风险都集中到了长龙集团。作为一家资产2.5亿,年赢利约3000万的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些财务危机?“重庆市卫生局的一个担心是,一旦经济链条断裂,将会对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会员造成冲击,引发社会动荡。”一位参加了市卫生局讨论会议的人士告诉记者。
而且,惠民行动虽然暂时缓解了民众看病贵的现状,但对医院和医生的某些利益来说,却是一个阻碍。惠民行动实行之后,医生将无法再收取大检查返还费用以及药品回扣等灰色收入。三峡医院院长李庆平告诉记者,惠民行动开展三个月以来,医院医生的账面收入就下降了10%。这还不算以前比正式工资还高的隐性收入。如何补偿医生在加入惠民行动后的经济损失,至今仍然是一个让院长们“感到迷惘”的问题。垫江县人民医院院长马明炎告诉记者,医院去年约有500万结余,可能会用其中一部分来补偿医生的劳务收入,但如此一来,势必会减少医院对硬件设备的投入。
“也就是说,惠民行动是在现有资源下,重新分配行业利润,让利于民,解决医疗系统十几年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但是在没有增加外部投入的情况下,这个行动将会减少医院的发展资金,对整个医疗行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张意龙说。
另外,从合法性角度看,惠民计划的会员制模式已被专家视为医疗保险基金的一种雏形。刘群也直言其远景是建立中国最大的医疗保障基金。但国家对保险机构设置却有严格限制。刘对此的挡箭牌是民政局批准的惠民联合会章程中关于医疗保障服务的条款,但这也仅是一个擦边球而已。
政府还在观望
刘群的车后座放着一本政治经济学,这是他百看不厌的红宝书。在市场资源配置、国家宏观调控等篇章里,他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说自己崇拜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是惠民行动的“纲领”。虽然从郊县医院——这些医疗体系的末梢,到垄断资源的超级大医院之间,实在是一段看不到终点的路程。但今年7月底,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将正式加入惠民行动。这是第一个省级医院开始接纳这种医疗利益分配机制。
同时,政府也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惠民行动。6月6日起,重庆市工商局、卫生局、药监局,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组成的四个专案小组陆续进驻万州三峡中心医院,对惠民行动展开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内容包括惠民行动是否涉嫌垄断和商业贿赂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