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7日，一身白衣白裤的曹湘凡，将会出现在湖南省汉寿县二中第38考场。这是他38年人生中的第12次高考。

　　他的准考证号是072303810。“我都不需要准考证了。”曹湘凡自嘲道。因为这里的监考老师早已经认识他了。

　　几年来，每次当他踏进考场，最初总会被考生误当作监考老师。当考生们发现他坐在考生的座位上时，便有人开始窃窃私语，甚至朝他指指点点。起初他很窘迫，不过现在他已经不觉得尴尬了。“这有什么，还有60多岁的人参加高考呢。”他说。

　　几乎每一次参加高考，曹湘凡都会像今天一样穿上白色衣裤。因为，“白色是一种象征，”他说，“参加高考很神圣”，“大学很圣洁”。

　　曹湘凡第一次高考，是在1987年。全班60多人，只有10多人“杀”过预考，取得了高考资格，曹湘凡便在其中。

　　他指望高考能改变命运。因为，15岁那年，曹湘凡离开汉寿县城100多里外的老家，走了10多里山路搭车到县城读高中，这一走，六兄妹中这位惟一的高中生，就不想再回去了。

　　与那个马路不通、没有电灯、到处都是茅草屋的村子相比，县城里的电影院、文化馆和新华书店对曹湘凡充满了诱惑。他读了《红楼梦》、《简爱》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常眼巴巴地看着小青年们伴着外国摇滚乐，在溜冰场里潇洒地穿梭。这一切都强烈刺激着他：“我不能待在农村！”父母也希望他能成为“国家干部”。

　　但第一次高考，他只考了397分，离最低的录取线还差60多分。

　　他很快开始了复读。但是，第二年高考，曹湘凡又一次落榜。这一回，他觉得“暗无天日”，“完蛋了的感觉”。他几乎不敢出门。有时上山砍柴，一大早就出门，天黑了再回家，怕撞见熟人。

　　他听到父母叹气，心里便“充满了负疚感”。以至多年后，曹湘凡都见不得人失望地叹气，摇头，脸上挂起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些都可能让他抽搐和发抖。而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也一直不敢正视父母的眼睛。

　　终于，1989年第三次高考前，“因为压力太大”，曹湘凡病了，头脑眩晕，有一个多月不能读书。他又一次失利。

　　这一年，他的不少同学结婚成家，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已经有了孩子。但这不是曹湘凡想要的生活。他甚至有些不屑：“他们初中都没毕业，不懂得什么理想，只要有饭吃就很知足。”

　　而村民们看他也像看一个怪物：“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他连长在稻田里的稗子也分辨不出。

　　也是这一年，一位高中同学考上了太原的警校。9月，曹湘凡穿一身白色中山装，来到太原。宽阔的林荫道，戴着白手套、踢着正步吼口号的警校学生，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被子，这是曹湘凡最初的大学印象。同学给他找了一个铺位，借来一套警服，穿上去，“俨然警校生的感觉，仿佛一只脚已经迈了进来”。

　　在这里，曹湘凡第一次跳起交谊舞，在灯光明亮的学校舞厅里旋转。100多人围着篝火，点起蜡烛，表演各种节目，一直闹到凌晨一点。曹湘凡还大大方方地高歌一曲《我的中国心》，赢来不少掌声。

　　“这是我人生中最浪漫、最难忘的时光。”曹湘凡回忆这段“大学生活”，两眼放光。

　　这位“脱离了苦海”的同学，“原来的成绩比我还差”，这样想着，他便有了自信。“一定要考进大学！”他更坚定了。

　　但是，一个多月后，曹湘凡又病了，自言自语，“神经兮兮”。1990年元旦前，他不得不回到湖南家中。他在村里跑来跑去，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他到处发表演讲，慷慨陈词：要在村里修敬老院，铺设火车轨道，修建飞机场，减轻农民负担，等等。

　　“读书读傻了。”村民们摇头叹息。父母则偷偷抹泪，后悔不该送他读书。他被诊断为“躁狂症”。

　　“我当时以为自己考上了大学，不是农村人了，像做梦一样。”曹湘凡有点不好意思。

　　父母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他少动脑，多干体力活。于是，曹湘凡被介绍去县城做蜂窝煤。然而，跟煤炭打交道的半年里，曹湘凡看到几位考上了大学的同学回到县里实习。“一个学校出来的，命运怎么就不一样？”他不甘心，心想，“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还是要读书！”

　　父母急了。父亲跑到乡邮电所给学校打电话：“你们不能收这个学生！”

　　不过，1991年，曹湘凡还是参加了高考。这回，他以467分的成绩上了专科线。通知书来了。可是，已经欠下近2万元债务的家人算了一笔账，觉得读个专科不划算。

　　这年11月，曹湘凡偷偷跑到广州，在建筑工地上开始了打混凝土的生活。他只有一条裤子，常常打着赤膊和水泥。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中山大学的校园去转转，趿着一双烂拖鞋，身上还沾着水泥浆。至今，这所大学的校训，他还能脱口而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曹湘凡依旧痴迷高考。建筑“民工”生涯维持了4年，他又开始复读。

　　班里的同学都管他叫“老大”。一度，班主任是他过去的同学。几次高考，曹湘凡还在考场遇见了当监考老师的中学女同学，“很丢面子”。

　　从1997年开始，曹湘凡在报名时都被查出超龄。直到2001年，曹湘凡在长沙报摊上看到了取消高考年龄限制的新闻，兴奋地大喊大叫：“我又能参加高考啦！”

　　这一年，他上了专科线。不过他想：“我至少得考上湖南师大吧。反正考了这么多年了，那就再来一次。”

　　事实上，读什么样的大学，曹湘凡现在有自己的品位。他“对成考不感兴趣”。2003年和他结婚的妻子几次劝他参加自考，他也觉得那不是“正规”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专业、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系、湖南师大的中文系，”曹湘凡数着手指说，“只有考上这些理想的本科院校和专业，我才去读，不然只会浪费时间，失去自己的个性。”

　　有意思的是，没上过大学的曹湘凡如今成了高中生的家庭教师。1999年，他辅导的一位高中生考上了大学。此后，主动找他做家教的人越来越多。据称，他辅导过的300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考入大学。

　　一位家长说：“曹老师辅导孩子三年，孩子最明显的变化是很爱读书了。”几年来，曹湘凡在长沙以此为生，每年要带四五十个家教学生，能挣两三万元。

　　“这是我感到最风光的几年，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能挣到钱，举手投足已经摆脱了村里人的气息。”曹湘凡说。他面孔白净，身材挺拔。

　　这位一心想改变农民身份的青年，在长沙市繁华商业中心附近的老居民楼里租了一间房。那是房东特意为出租搭建的偏房，不足5平方米，伸手可触顶。曹湘凡就和妻子挤睡在一张连翻身都困难的小床上。没有电视。桌肚里塞着《状元之路》之类的参考书。

　　家教之余，他会去书店查查资料，偶尔逛逛烈士公园，爬爬岳麓山。但他不会上网，新买的手机还不大会用，从未光顾过肯德基，“依然游离在这个城市之外”。

　　每天，曹湘凡跟几位卖菜、打工的邻居共用一间厕所，一个水龙头。他们称他“曹先生”。

　　“曹先生”依旧在高考。不过，这几年他也为家教而考。“每年的高考题都有变化，不考，我明年就会失业。”他说。

　　一些家长得知了曹湘凡的经历，都要求他猜题，“你考了这么多年，书都摸烂了吧？”一位家长说，“你闭着眼睛也能猜出来吧？”

　　他便呵呵笑：“我有一套应试失败的经验。”他说自己想做一个高考命题研究者。

　　曹湘凡对高考“又爱又恨”。他觉得“一些高考试题严重脱离实际”。他的一名家教学生去年因为高考压力太大，精神出现问题，被迫休学。今年，她父亲对她说：“你死也要死在考场上。”曹湘凡为此很担忧。但是，“中国人太多了，高考还是最公平最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不管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都有机会改变命运。”

　　至于他自己，“并不是高考的牺牲品”，“只是不适合高考而已，我是高考的低能儿。”他评价道。

　　去年，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着的典型写进了校史。“他这样的人全县没有第二个。”他高中时的班主任感叹，“嘲讽他的人不多，更多的是佩服他的矢志不渝。”

　　对于自己的坚持，他不觉得值，也谈不上后悔。“如果不走这条路，我估计也不会比现在过得好。”他说。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考到45岁。到时他会放弃一切考试。

　　65岁的母亲总是担忧：他不会干农活，不会做生意，以后怎么办？他的妻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攒点钱，在长沙买个二手房”，还有，“让孩子能读上大学”。

　　而为了大学，2006年6月7日，她的丈夫将又一次坐在考场上。他“想考好，又怕考不好”。不过，曹湘凡说，如今他对待高考的心态淡多了，“高考就像农民每年都要割稻插秧一样”。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