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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都出现了城市空心人,中国正当其时,空心人现象需要社会关注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6年中,我刻苦认真,兢兢业业。可今年这学期,我不知怎么了,干事没头绪,遇事急躁,没有教好学生,心里难受,感觉自己是在误学生,想起这些不如死了算了,因为我始终记得一句话:误人子弟,杀人父兄……”
2001年6月,陕西汉中南郊一位年轻女教师留下这封遗书,自杀身亡。她的同事评价她,“对学生很好,强烈的责任感导致的心理障碍也很大”。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只有25岁,留下一个一岁大的儿子。
2003年5月,江苏盐城市一位30多岁的男教师因回答不出学生提问,自杀身亡。其家人事后介绍,该教师那几日一直休息不好,心情也很糟糕。
今年年初,香港两名教师因工作压力巨大而自杀身亡。
发生的这一系列不幸,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在社会高速发展,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终日劳碌的同时,生命也开始枯竭。这种枯竭既包括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
强迫性地透支生命
“生命枯竭”是北师大心理学院许燕教授提出的,她从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来对它进行诠释。
因为工作劳累而导致生命枯竭现象并非现在才有。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许多科学家和企业家因为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
与他们相比较,被“掏空”的这一群体有明显不同,他们不但在身体健康上不断衰竭,而且在心理健康上也面临枯竭。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教授认为,在中国,由于社会正在急剧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转型期间,各种竞争压力急骤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紧缺型人才被透支使用。这使得这个群体的人们无论在精神和谐上还是在身体健康上都面临巨大冲击,从而容易发生健康疾患,产生心理问题。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步调的加快,这种现象就越来越突显出来。
对于国内的工作枯竭现象,许燕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关注,但在那时这种现象还很少见。
“进入2000年后,我们发现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经常我们跟别人说起这种现象时,对方会说‘哎呀,我也是’”,许燕说。
之所以这样,许燕解释这里存在一个累积的过程。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上的竞争压力、工作强度都明显加剧。
“比如说知识枯竭为什么会出现。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和信息的时代,信息以每年15%的速度淘汰更新着。这就逼着你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来填补这个变化。只要你稍一停留,就会产生不够用的感觉。”
“包括我们教师群体在内,很多人在休息时间都是在工作的,不是有人强制你这样做,而是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已经把危机意识渗透到每一个人身上,这种危机感和急迫感让你本能地提高自己的工作强度。只有这样,你才具有安全感。”杨河清教授对本刊说。
北师大心理学院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超负荷的工作量是导致职业枯竭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运转,使职场人士疲惫不堪,身心俱损。
“如果在现有生产技术不能取得更大进步的条件下,要想维持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高强度使用现象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杨河清认为。
高速城市化的典型病症
发生在今日的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包括这个因工作而“掏空”的群体。在当时的日本,职场人士被称为工作机器,憔悴青年、过劳死的现象屡见不鲜。
但职业枯竭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
1961年,美国作家格林尼出版了一本小说,名为《一个枯竭的案例》(A Burn-out Case,Greene,1961),书中的主人公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在功成名就之后,他突然发现工作带给他的不再是一开始的热情和满足,而变成了日复一日不堪忍受的精神压力。在历经了痛苦和折磨之后,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逃往非洲原始丛林,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许燕教授介绍,《一个枯竭的案例》引起了当时西方职业人的广泛共鸣,从此以后,“枯竭”这个词进入了美国大众的语汇。
1974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Freuden Berger首次将它使用在心理健康领域,用来特指从事助人职业的工作者由于工作所要求的持续情感付出、身心耗竭状态。
到90年代,对于职业枯竭的研究范围从服务性质的行业逐渐扩展到教育业、技术业和培训业(如教师、电脑工程师、军人、管理人员等),并迅速从美国向欧洲乃至亚洲国家辐射。职业枯竭被看作是一种在工作重压之下身心俱疲、厌弃工作的感受,是一种身心能量被工作耗尽的感觉,也称为心理枯竭。
心理枯竭是由于持续的巨大压力产生的现象,它是指个体无法应付外界超出个人能量和资源的过度要求,而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耗竭状态。
“但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职业枯竭现象已经大为好转。针对职业枯竭现象,社会建立了各种预警系统,一些大公司还为员工设立了很多援助计划。而且人们的工作理念也比较健康。”许燕表示,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职业枯竭现象更为堪忧,“从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非常多,且刻不容缓。”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