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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四月二十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宏观数据以来，中国就进入新一个宏观调控密集区。先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连续两天出台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后是国土资源部公布了全年的用地计划。外汇管理局则在出台系列藏汇于民的政策之后又透露，正计划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以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而原本预期将在“五一”之后出台的调息政策，四月二十七日就出来了。

　　实际上，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的调子早已定下。四月十四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控制货币信贷投放。其原因主要是一季度经济形势出人意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宏观调控的重点指标恶化，强化了一些原有的经济矛盾，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导致一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反弹的因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换届带来明显投资冲动，二是银行货币流动性过大。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改革的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官员们对科学发展观的主观认识不清。相形之下，货币流动性的过大在较大程度上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所导致。由于“闲置”资金量太大，许多资金以比存款利率还低的利率水平在银行间货币市场运转，银行最后不得不以较低利率将大量资金推向社会。前三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一点二六万亿元，为计划新增额的一半，同比多增五千一百九十三亿元，出现所谓“宽货币、宽信贷”的“双宽”现象。

　　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加强宏观调控，但是银行和地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紧密型的“银政合作联盟”，使得调控效果大打折扣。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去年四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问题，随后就出台了七部委的文件，其目的是稳定房价。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房地产市场必将应声而落。

　　但事实显然不尽如人意，三月份，中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了百分之五点四，涨幅比上个月下降了零点一个百分点，但环比(与上一月比较)在上个月增长百分之零点四的基础上再次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三。涨幅高于百分之十的城市有呼和浩特、大连、洛阳、包头，深圳增长了百分之九点九。

　　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在消费者意愿逐步减弱、越来越多的居民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调控房地产价格，市场价格必然要出现象样的调整。但现在为什么房地产价格依然能够保持非理性上涨态势呢？原因就在于“银政合作联盟”。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推动着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

　　其次，前面所提到的“宽货币、宽信贷”现象为房地产价格上涨提供了资金支持。从目前趋势看，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速度将不断加快。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银行与房地产业相互依赖性越加强，房地产周期性市场风险爆发时对银行的伤害也就必然越大，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阵痛也就会越重。

　　我们已经看到，一向谨慎从事宏观调控的部门开始频频出招了。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些政策出台之后，真能达到效果吗？

　　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地方投资冲动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改革的问题，其解决之道只能是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综合调控。否则的话，其它的宏观调控绝难冲破诸侯经济这道坎。

　　类似的情况在货币流动性问题上同样存在。最近，银行提高了贷款利率，虽然会导致贷款出现一定的紧缩，但在缓解货币流动性偏大方面却几乎无济于事。当年，大禹治水，提出“堵”不如“疏”。今天，解决货币流动过大的问题也犹如治水，而提高利率只是一种“堵”的策略。尽管可缓一时之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为银行巨额的富裕资金找到分流渠道的话，稳健货币政策的“决堤”将不可避免。

　　好在决策层适时推出了QDII，这就是一种“疏”的方式。目前，国内资金非常丰裕，而且走出去的条件也初步成熟，加速推进QDII应该是一个必然选择。只是，受各类因素影响，QDII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只能形成一条涓涓细流，难以起到有效的泻洪作用，其装饰作用将明显大于实质影响。(摘自香港《亚洲周刊》；作者：高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