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晚上，中央电视台“青歌”大赛综合素质评委余秋雨在点评过程中提及“仁者乐山”一词。这个“乐”字是个多音字，他当时发音错了，遭到观众当场质疑和网友“炮轰”。不料，余秋雨如此回应：“多大的事啊，要用炮轰？”

　　算起来，这在余秋雨，已经是很客气了。这一回既没有闹上法庭，也没有强词夺理，只说一句“多大的事啊”，够谦逊了。

　　究竟是“多大的事啊”？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回答。

　　让一个谦虚好学的人来回答，他会认为这是一件关乎人品的大事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切磋》载，李相读《春秋》，曾经读错过一个字。叔孙婼之“婼”，应读“敕略切”，李错读为“敕晷切”。有个小吏在旁边听见了，给他指出来，他觉得很惭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礼”。李相是什么人？他虽然不是文化名流、苦旅泰斗，却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做官以后还在苦读《春秋》，可以证明。所以他闻过则喜，以为于自己有益，而决不会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真心拜人家做老师，也就用行动在历史上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段佳话。

　　让一个学风严谨的人来回答，他会认为这是一个钻研学问的好课堂。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十三说：“杨诚斋与同舍谈及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杨诚斋何许人也？诗人杨万里是也。别人批评他把“干宝”说成“于宝”，他最看重的是“何以知之”。他虽然没有周游列国，屡现银屏，却懂得做学问的基本方法，请批评者指点迷津。他的“喜”，是一种收获之喜，发自内心，毫不做作，至今可以与人分享。

　　让一个善听批评的人来回答，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互相切磋的好机会。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卷一说，元萨天锡送濬天渊入朝，有“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之诗，“闻者无不脍炙，惟山东有一叟鄙之”。“鄙之”者，瞧不上眼之谓也。萨天锡虽是名闻遐迩，却不摆什么架子，当面去向他请教。“叟曰：‘措词固善，但闻字与听字一合耳！’公曰：‘当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诘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萨天锡俯首下拜。一直到今天，“冬天到台北来看雨”，不是还脍炙人口么？

　　让一个居官不傲的人来回答，他会认为这是一个让人讲话的好风度。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说，乾隆时某方伯莅浙，见文牍中有“鳖子亹”三字，一时之间，这个“亹”字成了拦路虎。他既不像余先生那么自信，也不像今天几位大学校长那样瞎念，而是立即请教一下身边的人。一个小吏说，这个“亹”字见于《大雅·凫鷖》，旧注音门。方伯说：“您就是我的‘一字师’。”要是他平时高高在上，威严莫测，谁敢多嘴？

　　让一个呼唤文学革命的人来回答，他会认为这是一个自命风流者的致命伤。1917年前后，胡适《寄陈独秀》信中，几次说到过“不通”。一次批评“贵报(指《青年》)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用典不当，“文法上亦不通”。他说：“至于‘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则更不通矣。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岂可谓之‘耦’耶？”一次批评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当废”，其文章中却有“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胡适说“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而方姚卒不之踣’也”，说“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对于主张“古文之不当废”的林琴南，岂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当然，更是让他无法招架的致命一击。

　　那么，有没有人会赞同余先生的态度呢？当然也有。李大钊《青春》说过金圣叹作诗的一个故事。有一回金圣叹写了一首《闻笛》诗：“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夜半无穷泪，不待天明尽散营。”这第一句“何处谁人玉笛声”，引起一个小和尚的批评。“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他认为既是沙场，全是营兵，何来玉笛？不如改为“铁笛”妥当。金圣叹却并不领情，强词夺理地说：“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李大钊写到这里，说：“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

　　究竟是“多大的事啊”？看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来如此。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金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