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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双方当然具有不同的利益，但双方要实现自身利益，惟一的办法是妥协。政府也应当平等对待劳资双方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近些年来，各类企业普通员工权益遭到雇主侵犯的现象似乎相当普遍。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对于以前劳动法的相关内容，强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企业解雇员工的权力将会受到更严格限制，企业的用工成本将会有所提高。

　　此一草案甫一公布，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4月20日征求意见活动结束时，共收到各类意见191849件。这些意见，以劳动合同的双方权益为各自的出发点，自然地形成所谓的“劳方派”与“资方派”。大多数意见支持对劳动者保障的强化。

　　在这种背景下，资方的意见就显得格外扎眼了。就在意见征集活动的最后一天，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同时将各自的建议和意见递交给全国人大。两家的建议几乎涉及劳动合同法所有的章节和条款，其基本结论是：新法律草案中严格的规定将限制用人单位的灵活性，并将最终造成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将迫使外国公司重新考虑其新的投资或是否继续在中国的业务。

　　这种立场，在4月23日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上得到了最为极端的表达。一位来自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说，“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这种说法让人反感，专家指责这是要挟中国立法，舆论自然也是一番猛烈抨击。

　　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跨国公司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同样困扰着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主体主力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同样担心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力成本可能的影响。只是，面对政府立法，国内企业跟跨国公司的反应模式不同：很多国内企业不信仰法律，所以，对于即使是可能影响自己权益的法律之立法也漠不关心。一旦制定出来的法律不利于自己，他们就绕开法律。而跨国公司却希望在立法过程中就让应当得到的权益体现在条文中，不利于自己的条文则尽可能不被写入法案。

　　跨国公司的这种立法游说活动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既然这些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对于他们的诉求，立法部门自然也应当予以同样重视。当然，立法机构没有理由全盘接受跨国公司的诉求，假如认为确有必要，立法者甚至也可以冒部分外商投资流失之风险。立法机构所要考虑的惟一问题是，此次是否能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劳动合同法》，为员工与企业之间形成自由、公平的劳动合同关系创造一些制度基础。

　　应当说，一个社会的和谐，首先需要资方与劳方的和谐。劳资双方当然具有不同的利益，但双方要实现自身利益，惟一的办法是妥协。政府也应当平等对待劳资双方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在讨论劳资关系问题的时候，立法者应当破除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充分考虑市场体制的内在逻辑，依照法治原则，平衡地处理劳资关系。

　　应当承认，目前的现实是，劳资关系的天平明显地向资方倾斜，劳动合同的失范也主要对员工不利。正是这种状况，妨碍了员工收入提高的步伐，助长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种状况的根源或许不在劳动合同法的不健全，也不在于相关劳动法规缺乏保护劳动者的意志。应当说，现行《劳动法》所确立的原则是有利于劳动者的，政府也建立了一整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政管理体系。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法律原则及立法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政府要追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为吸引和留住投资，就可能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劳动者权益的必要保障。正因为此，尽管中国的法治框架尚不完善，市场基础设施也不发达，但中国却依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落脚地。劳动保护不力的“红利”是吸引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做法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最终也引起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反弹，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上述增长模式，《劳动合同法(草案)》就是这一转型的组成部分。但已经习惯了劳动力低成本环境的企业自然不愿发生这种变化。

　　从长远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必要的，资方与劳方权益的天平确实需要向劳方一侧倾斜一些。不过，这种转移更多地是政治性的，涉及到政府的角色意识及基础性的制度框架，也即，政府转变角色，以平等地保障所有人包括劳资双方的自由、权利为首要的职能。只有这样，各级行政、司法组织才会逐渐形成为劳动者提供救济的意愿。有了这种意愿，哪怕法律并不健全，也可寻找到有效的救济渠道。

　　考虑到这些，制定《劳动合同法》时不必过多考虑当下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现象，并塞入太多政策性内容。作为法律，《劳动合同法》应平衡考虑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致力于追求一个长期目标：推动法治之下的市场体制所要求之平等的劳资关系的形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