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9日电 近年来查处的有关科技造假事件中，专家鉴定沦为鸣锣开道的“角色”，暴露出国内科研成果鉴定机制的严重弊端。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深层次原因在于现行科研成果鉴定机制存在三大缺失：缺乏“失败机制”、缺乏“反方机制”、缺乏“时间机制”。

　　高校科研成果鉴定应打破“先进保底”

　　科技界权威人士表示：如果10个科研项目有5项取得成果，成功率算是非常高了，1～2个项目成功，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就算没有项目成功也不算稀奇。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他在国内工作近半个世纪，还从未听说哪个重大项目经鉴定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表示“科研失败是很正常的，所有科研都成功是不正常的，这其中必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曾参与过多次高校科研项目鉴定会，他表示，“一般说来，科研鉴定结果大致分三类档次：一类是国际领先；一类是国内领先；一类是国内先进。科研鉴定中，‘国内先进’属于最低档次，没有‘失败’这一说，换而言之，科研鉴定‘国内先进’保底！”。

　　鉴定报告为何缺席“失败”评价呢？唐安国分析说，在现行体制下，对于主管部门、学校、科研个人、以及鉴定专家三方来说，是利益共同体：就主管部门而言，科研经费由它下拨，科研鉴定失败，说明“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不利于他们树立政绩；就学校而言，长江学者、863项目带头人等都是学校的招牌，科研失败无异于损毁学校招牌，学校担心招牌一坏，排名下降，名誉受损；就鉴定专家而言，同行之间会有“兔死狐悲”的连带效应，一旦鉴定人家失败，担心总有一天会遭到圈内人“报复”。

　　科研成果需引入“失败机制”

　　“科研具有高风险性，很多搞科研的人都知道科研难免会失败，没有失败是不符合规律的，勇于承认失败很重要，科学面对失败，不仅能降低科研造假率，还能鼓励科研创新。”唐安国说。

　　唐安国指出，失败的科研也包含着积极意义，项目以失败形式告终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毫无价值，它至少可以证明原来走的那条路径是行不通的，对后人定会有启示作用。

　　“这就需要在科研成果鉴定中引入‘失败机制’，对以往失败的过程和关键步骤加以记录，并予以公示，以避免后来者犯同样的错误。一旦申请课题得到经费支持，科研经费不应全部一次给，应该分阶段给，并保持跟踪评价，而且应该允许人家申请中止。”

　　专家们进一步指出，“失败机制”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如，虽然原定科研项目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科研者却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失败机制”应该允许原科研者另起炉灶、更改课题方向，重新预算、追加或者减退资金，这样往往有利于在一些新的领域发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科研者已江郎才尽，申请中止课题。也就是说，如果做完这个课题要100步，我只走了30步，科研者放弃了，这就需要有一个对失败的认定，认定中止需要一定的程序性审计，包括以前的研究设备的购置，研究过程的记录和评审，这些程序可完全将科研失败与科研造假区分开来。

　　专家们表示，如今在科研中，既没有对科研成果失败的鉴定，也没有对失败过程的跟踪记录，一些最终没能达到预想目标的科研项目“成果”往往不分青红皂白都被束之高阁。这为科研造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即使科研造假，也不用承担任何严重后果——造假的成本过低，这样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相关领导需予以重视。

　　科研成果鉴定需要“反方机制”

　　唐安国教授说，科研成果的鉴定评审中，必须要有“反方机制”(又称“驳方机制”)，科研工作者必须回答驳方专家提出的所有质疑，并让驳方专家满意，否则成果就无法通过。他说：“反观国内的专家评审，请的都是会给自己说话的，名单都由科研人员自己开，名义上由有关鉴定委员会随机抽选，其实早已内定。”

　　唐安国认为，驳方不一定是本领域的专家，自身的学术成果也不必太高；他的研究不一定很精深，但一定要深刻了解全局和大势；驳方不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只要指出对方的问题在哪里。相反，如果专家本身也是圈子里的，往往不适合做驳方专家。找一个主要不在本领域搞科研的人，就是避免利益相关群体的相互鉴定。(杨金志/王蔚/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