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邹涛4月26日在网上发表《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呼吁不愿做“房奴”的人们团结起来，让房子烂到炒房人手中……短短一天时间，上万人点击，600多名网友留言，大多数表示支持“不买房行动”的倡议。就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有8938人自发参加的调查，结果显示：79.1%的人支持“不买房行动”。

　　面对某些商品定价明显不合理的现象，笔者曾不止一次产生过类似念头：假如大家相约定都不去购买，看你还能否“牛气”得起来！然而，这种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因为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方法能把如此之众的消费者“组织”起来。我们的消费者群体实在太庞大，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广阔，就连“做一锤子买卖”的黑心游商都用不着担心，因为即使一个购买者只上一次当，也足够他们赚一阵子的。

　　“不买房行动”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甚至首开成功的先河呢？笔者这种设想并非没有任何客观基础：其一，若干年来，房地产市场似乎比其它任何一种市场都熬煎人，经过长时间“洗礼”的消费者对房子这种商品的了解和理解，比对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要通透许多，指不定真能由共识而演绎出共同行动。其二，互联网支撑下的现代联络、聚合方式和相对开放的话语环境，更便于把大家“统一”在某种口号和行动之下。

　　假如“持币待购、推迟买房”果真能成很多人的行动，想必能好好教训一下发展商。中国房地产市场也许打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而最“怪”的首推开发商。按一般经济规律，高利润一定伴随高风险，市场竞争在造就成功者的同时也一定会制造失败者。而奇怪的是：多年来，暴利支持下的开发商一直很“牛”而且越来越“牛”，几乎没有“败走麦城”的先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力无比的体制和神奇的规律在保佑他们？按说，开发商最怕的不是别的而是消费者，过去之所以轻视消费者是因为把握了消费者的弱点，是因为“值”得轻视。如若“拒买”成功哪怕是部分成功，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啻于一个莫大的教训，起码可刹一刹其牛气，使之重新认识房地产的市场规律，从而变得理性，变得尊重消费者。

　　假如“持币待购、推迟买房”果真能成为很多人约定的行动，想必能深刻教训一下楼市炒家。炒房团、炒楼者是房价趋高重要的推动力量，开发商乃至某些地方政府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即使抛开道德评判标准，楼市炒家也应被好好教训一番。投机性的炒房比开发商按说具有更大的市场风险，甚至会遭受残酷的市场报复，然而，真正被报复者容易极少。更严重的是：炒家的成功为一般购房者注入了更多的“增值”动机并助长了大面积的超前购买和盲目购买，同时为政府调控房价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如若“拒买”成功，首先受损、受创的当然是炒楼者。

　　假如“持币待购、推迟买房”果真能成为很多人约定的行动，也能教训一下地方政府。就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看，购房者的确无法与开发商进行势均力敌的“博弈”。由此联想到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一段精彩言论：“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购房者希望形成公平的房价并买到合适的房子，是典型的“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故只能仰仗政府。

　　问题在于，在购房者与开发商的“博弈”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完全错了，政府并没有充当“裁判”，而是成了实际上的“运动员”，因此注定了这场比赛是严重不公平的乃至荒唐的。解决房价问题，政府具有惟一的资格，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目前看，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不力的根本障碍不在于操作层面乃至技术层面，关键是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政府系受全体公民委托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因此“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二的选择。因此，政府矢志不渝的核心价值目标只能是整个社会的公平、秩序与安全。

　　对于眼下的房价是否公平，政府首先应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和明确态度。有了这个前提，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整肃和安全的保证，相信政府有足够的办法，例如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等等。对于房价畸高以及亟待控制，政府在不同场合好像都说过，行动也不是一点没有，但就是不见效果，于是逼着购房者不得不以民间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无疑是在抗议政府的无能，是在表示对地方政府的失望和极大的不信任。一旦由失望和不信任构成一场“合唱”，意味着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怀疑，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局面更严重，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

　　假如“持币待购、推迟买房”果真能成为很多人约定的行动，更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会有力冲击并纠正业已形成的“住房文化”。关于什么情况下应租房、买房以及买多大的房，按说也应有世界各国大抵相近的客观经济规律。很多人之所以表现出反规律，与略显畸形的住房文化和从众心理不无关系，其负作用不言而喻：贷款者诚信度下降、银行风险加剧、对长辈的经济依赖乃至索要心理增强等等。对这种“住房文化”，几乎无法通过讲大道理以及法律、行政手段去矫正，而“拒买”无论在行动上成功与否，其包含的新思维、新理念以及舆论效应，都会对现实的住房文化形成一种矫正和制衡。

　　诚然，上述设想更多表达的是笔者的一种主观愿望，预测其不成功的理由也能举出若干。更悲观一点的估计是：这场行动，其舆论意义、认识意义远大于实际行动意义，甚至会像“集资建房”那样，在种种体制性障碍面前不得不停下脚步而令人们最终各自散去。即使这样，笔者依然想为之鼓与呼，因为它起码能引起开发商、楼市炒家、地方政府的认真反思。甚至可认为，之所以在今天出现这样的公开信以及广泛的舆论响应，是房地产法律、体制、明规则、潜规则矛盾累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的反应，是广大房屋需求者经济、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的信号，是一种运行机制偏离科学、公正太远而“物极必反”的征兆。或者说，尽管“拒买”响应者各人的行动尚未付诸实施，但教训开发商、炒家以及地方政府的行动已正式开始。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