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五一，一种名叫SARS的病毒在京城肆虐，那时让人们担惊受怕的是接连上涨的疑似病例人数；三年后的五一，流行着一种比SARS更让人不安，传播更广泛的“疾病”——“购房恐惧症”，“疾病”的征兆就是涨声一片的房价和购房人忐忑不安的心理。

　　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投资的或者自住的，都运动性地投身到这场注定混乱的房屋运动中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结果只能是——生存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

　　房子，房子……它就那么让我们魂牵梦萦、甚至魂不守舍？“房奴”就是我们的宿命？

　　为了有个家，中国人可以说竭尽全力。

　　自古以来，安居乐业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太平、能否长治久安的标准。要乐业，先要安居。安居就是有一个安宁的家庭。而“家”，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是用一个屋顶下有一只猪来表示；“安”，就是用一个屋顶下有一个女人来表示。不管是表示食物或财富的猪，还是表示伴侣或婚姻的女人，都是在屋顶下，也就是说，安居是以拥有一套房子为前提的。几千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人要结婚安家，仍然首先要有一套房子。

　　从现实看，当前中国人对房产的需求也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国现实国情基础上的，如人多地少、人口继续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严重，家庭规模化小型化趋势加快、负债消费意识全面集中形成的。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导致需求膨胀，而且具有相当的刚性。

　　当前，一个人把自己、父母全家的积蓄加上贷款，买下了一处住房，身体安顿下来，精神却从此再也轻松不起来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几十元上百元债务，几十年就要这样天天度过。曾经过白领生活的，之后立刻就降低了生活质量，游玩、购物与吃饭都变得精打细算；曾经气冲牛斗、特立独行的，从此在老板面前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过去幻想和恋人享受情调生活的，现在则回到家熬粥就咸菜了。

　　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房价挟持的生活”。人生已经简化成为了一套房子，再加上一部车子而生存。

　　有人为此发出了这样愤激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无法用来孝敬父母，无法用来与妻儿一起享受人间美好，无法用来善待他人，而只能拚命往房地产商手里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套有名无实的住房？！

　　在指责政府、房产商的同时，我们也许也该反问自己：自己对于房产的需求是否过于贪婪？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里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的事情，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回到房子问题上来，1998年才启动的房产市场化改革到今天才不过8年，而目前中国约80%的(城镇)家庭已经拥有自有住宅，而有百余年房产市场化历史的美国才68%，英国为67%，德国为42%。世界经验证明，任何社会中，一部分家庭是肯定买不起房的，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租房租住率甚至超过50%。而反观我们，一个月薪三四千、家境一般的年轻人总在为动辄百万的房产忧心，有必要吗？

　　在香港，60平米以下的房子占整个房产市场的72%以下，9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只占10%，而我们的房子则是越大越好卖、越贵越好卖，对于一个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没几年的国家，市场上供应的基本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房子，这正常吗？

　　不可否认，中国正处于一个财富“注水”的旺盛时期，大量来路不明的资金在市场上流通，导致如此高涨的房价还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相信普通人还是大多数，这么多普通人卷入了这样一场玩不起，或者说不值当的危险游戏之中，悲哀。

　　而这种悲哀恰恰是房产商、地方政府以及银行愿意看到的，只要这场游戏没有“翻车”的危险，它们就可以借助这种混乱的气氛牟取暴利，而我们的普通大众，只能成为牺牲品。

　　有人会说，市场经济不是可以激发每个人的创富能力吗？没错，市场经济是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经济，但不要忘记，市场经济更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在做出每一个选择之前，要根据自身的条件、禀赋做出理性的选择，自不量力的选择注定要受罪。

　　住房消费同样有其理性的规律，应该遵循“租小房-租中房-买小房-买大房”的过程，而当今中国许多年轻人本该租房子，却也加入了购房大军；本该买一居室、60平米，却非要在市中心买个两居室、120平米的房子，患上“购房恐惧症”，只能说是作茧自缚。

　　宽敞、舒适的大房子固然是我们的梦想，但比梦想更高贵的，是拒绝幻想，勇于面对现实，做出更符合现实的选择。居者有其屋不等于居者买其屋，更不等于居者买新屋、买大屋，作为消费者，拒绝贪婪，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租房租住、小居室或者二手房，让“迫不得已的买房者有第二、第三个选择，这样，我们最起码可以远离“购房恐惧症，睡个安稳觉了。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贾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