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渊
闽商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应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父亲郑芝龙(福建南安人)率领的海商集团纵横于东南沿海的明清时期。他们军商合一，是17世纪活跃在远东水域的一支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强大力量，被当时欧洲人称为“海上王国”的统治者，成为远东水域海上霸主。从以郑氏父子为代表的闽商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更重要的是在一般中国商人身上罕见的鲜明的海洋开放性、冒险性和超前的国际视野。闽南人冒险重商、开拓进取、勇于突破的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海洋开放性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称的上是当时与外商做生意的闽商乃至华商代表。跨洋越海冒险是闽商最大的特点，他们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郑芝龙为福建南安石井人，他很早就和西方人接触，不但会说葡萄牙语，还受洗为天主教徒，取名Nicolas。郑芝龙早年发迹于台湾(练兵积粮的基地)，纵横台湾海峡，经数十年苦心经营，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庞大海上商业集团的领袖。由于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们通过海洋，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冲撞之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存能力。
明朝末年以来奉行的海禁政策，大大损害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反抗朝廷海禁政策，郑芝龙的海上武装力量经常与清军发生冲突。海商出身的郑芝龙，是沿海地方势力的代言人，说白了，就是海商要做生意，所以反对海禁。1628年9月，郑芝龙受了“招安”，后来官至福建总兵。他利用朝廷的委托剿灭其他海盗，独掌华商海外贸易权，在海上向商船征税收饷，富可敌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在15-17世纪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眼里，闽商基本上就是华商的代表。
而郑成功早在1646年三月就向隆武帝提出“通洋裕国”理论，同年十月在劝其父勿降清时又提出“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这种类似“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很有先见之明的。1650年郑成功取得厦门，终于有了一个开展海上贸易的基地，实现他“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的经济目标。
勇猛冒险性
闽商生存能力极强，胆识过人，不论多艰难的环境，都能立足现实勇猛精进，取得非凡成就。
1627年，郑芝龙从漳浦县郊向厦门进攻，占据厦门。1628年受明朝廷招安后，以厦门为据点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东南沿海各省的海上贸易权均在其帷幄之中。
15到18世纪，是世界海运和海上兵权大发展的时期，在欧洲大工业化以前，欧洲的商人、舰队差不多支配了世界各大洋和沿海。但是，由于郑成功集团对军事技术的掌握，以及大量的商业资本成功运作进行国际贸易，郑成功海商集团经济、军事实力的形成，意味着他成为企图建立远东贸易霸权的荷兰人的最主要对手。
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中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将“一官”(指郑芝龙)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1628年，郑芝龙的船队在厦门附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发生了一场海战。郑芝龙使用火船战术，派出深谙水性的船员驾着小船贴近荷兰人的大船，向荷兰船丢掷火罐，在小船上纵火后跳船逃逸，战胜了荷军。1639年又在湄洲外洋大败荷军，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冲突，其实正是东亚海上贸易主导权之争。
针对荷兰人刁难、截捕郑氏商船，加紧对在巴城及台湾的中国商人的迫害打击，欺压台湾民众，郑成功于1656年颁布了对荷兰殖民者实行贸易制裁的法令，严禁中国商船前往巴城、台湾以及马尼拉进行交易。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揆一(Coyett)于1657年五月被迫派遣通事何斌到厦门“送外国宝物来求通商，愿年输饷银五千两、箭桴十万枝，硫黄一千担”，并以不再妨碍郑成功派遣商船前往暹罗、占卑、彭亨、马六甲及巴林邦等地通商为条件，要求郑成功解除禁航令。郑成功这才“遂许通商”，答应恢复与荷兰人的通商关系。
重视商业细节
不管是作为一个海商领袖还是闽南军政领导人，郑成功都非常重视细节。
据《梅氏日记》记载，即使到了台湾，郑成功仍然非常重视商业细节：“(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晨，我再跟随国姓爷去凤梨园的军营。在渡航途中，他叫我坐在他后面，又交谈起来。他问，公司的胡椒都从哪里载来的？收购的价钱是多少？我回答说，是从爪哇和其它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和岛屿载来的，至于收购的价钱，因为我没有担任过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不知道。我一来亚洲就立刻被派来大员，到现在已连续在这里十九年多了，不过相信，收购的价钱不会很高，因为他们也用胡椒支付船上的人和军队的一部分薪水，连船上最年轻的人，每个月薪水之外，也因此可多得约四、五荷盾。他又问，巴达维亚的总督肯不肯跟他贸易来往？他愿意像日本人一样，给我方的人那么多自由和特权。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总督阁下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指收复台湾)想法如何？他说，我们公司一定要跟他贸易来往，不然胡椒要卖到哪里去。”
从这些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的经商头脑。
儒商魅力四射
所谓儒商，据本人理解，应该是身体力行儒家“仁义礼智信”以及爱国亲民等思想。作为郑氏集团的领导者，郑成功身上有着鲜明的儒家风范。
首先是仁心宅厚。据《广阳杂记》记载，说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晚年手脚萎缩，没法行动，“手足废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无敢食油，皆以供鸿逵之用也。”他病情越来越严重，另有一个金门医生说把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取出烧成灰，只有服下这些药才可治愈，“鸿逵即剖孕妇取胎为药，未几死。”郑成功知道这件事情后，认为叔父为了自身的病痛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命，非常气愤，“赐姓杀医以偿母子之命。”这是发生在1657年的事，当时金门这个庸医的残忍处方确实害人不浅，郑成功为那对死去的母子报了仇。
其次是忠孝观点强烈。他事君以忠，史书上记载很多，此处不再重复。而郑成功至孝史实却鲜为人知。为纪念亡母，在厦门用黄金为母亲田川氏打造了一尊金像，以沉香木为床，每天早晨晚上敬奉供品上香，“尝金塑母像，谨祠之，悬以真珠帘。”
第三是设智囊机构。深受三国影响、以诸葛亮为榜样的郑成功，深知文官人才的重要性。为招纳明室遗臣、缙绅，培育阵亡将士后代及死事诸将、侯、伯子侄，郑成功设置了储贤馆、育胄馆。这两馆成为他的重要智囊机构。郑成功十分重视文教建设。永历开科粤西，郑成功资助路费，鼓励诸生赴考。由于郑成功以恢复明室为己任，礼贤敬能，明朝遗臣及不愿臣服清朝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渡海来附，厦门云集了一大批鸿儒学士，一时“岛上衣冠济济，犹有升平气象。”郑成功诗也写得不错，如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第四是忠义观强烈。深受儒家忠君理论影响的郑成功，非常反感卖主求荣之徒。1652年，闽浙总督陈锦率数万援兵驻扎在同安县，在牛蹄山被郑成功杀得大败。有天晚上，仆人李进忠偷偷溜进陈锦卧室，把陈锦杀了，砍下他的头，再偷走陈锦的令箭，到厦门郑成功处领赏。郑成功对他说，“仆隶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无刑也。”先赏其功，再以其杀主人，下令“沉进忠于水”，而对他的家属则给予优待和抚恤金。
精明变通
商人最重要的特质是比一般人先看到商机，福建商人的精明也有口皆碑。有一种说法，福建商人会在下雨时带两把伞，自己用一把，然后卖一把。郑芝龙就是这样精明的一个人。
1627年，福建大旱，出现严重的饥荒。郑芝龙的对策就是将饥民带到台湾去耕织。他广贴告示招募愿意到台湾谋生的饥民数万人，作为地主，他用自己的库银分给每个饥民白银三两，三个人分给耕牛一头，然后连人带牛一起用自己的船运到台湾。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既为朝廷解决了福建饥荒可能引发的动荡，又把自己在台湾老巢的势力范围和统治实力进一步扩展，增加了财路。凡饥民开垦的荒地都要向他缴租，也就都名副其实地成了他的产业，移民则随时可以补充到他的队伍，成为他的兵源。
郑芝龙曾当过荷兰人的翻译，对荷兰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之后，郑芝龙在排除对手，消灭钟斌、李魁奇，争当海商集团领袖的过程中，得到荷兰人的鼎力支持，双方互动很好，荷兰人常常从厦门登陆，与内地进行贸易，荷兰长官还不时兴致勃勃地坐着轿子带着随从在安海城中游玩。然而，1634年，荷兰人不但烧毁了不少中国官方船只，也焚毁了不少郑芝龙的船只，他与荷兰人反目成仇。在交手中，郑芝龙屡次处于上风，焚烧了荷兰人引以为傲的夹板船。在郑成功独自撑起复明大旗的时期，他表现出与父亲极为相似的互相利用而且日趋强势的姿态，使荷兰人对他既畏惧又不得不讨好他，以便与其维持友好关系。在双方交手中，荷兰人吃了不少大亏。在荷兰人驻台湾的长官卡萨写给巴达维亚总督的一封信中说：“他握有一切权力，完全能够禁止商人与大员贸易。”一次，郑成功派到外面的船只被荷兰人没收，郑成功列出清单，要求补偿。荷兰人都给以了积极配合，并表示：尽管国姓爷要求归还的货物比实际拿去的多三倍，但是他们不想因为一件小事而和国姓爷争辩，所以他们拟将货物如数归还。
超前的契约意识
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星期三，荷兰人以荷文写了条约十八条，郑成功以中文写了条约十六条，由双方代表将已方的条约带到大员市镇的税务所，各按本国的习俗，举行誓约、签字、盖章的仪式，然后互换条约，完成缔约的手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以战胜国身份跟外国签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和约，宝岛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至于交涉内容，郑成功在第一回合就宣示了他的基本态度和原则，而且态度坚定，荷兰人只好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尽量争取一点点利益，这样使谈判的天平向郑军倾斜。郑成功在双方签署合约之后，还给荷方的小艇比荷方要求的多了一艘；对荷兰人平安回到巴达维亚的航行中的各种需要，也都设想周到，尽量给以满足，充分展现了郑成功高超的谈判能力和超前的契约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