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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长沙晚报》有篇报道，说现在许多中国农村孩子已不再奢望到城里升学，就连已正在念大学的，也感到茫然。一名大学生说：“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

　　在中国农村，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兴起。另一名大学生则说：“我以前是村里小孩们学习的榜样，如今的榜样却是我那个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的弟弟。”

　　“新读书无用论”，与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读书无用论”是有区别的。文革与开放初期，“读书无用”所意味的是“书本知识贬值”，是“知识无用”。但“新读书无用论”，是指“书本知识”太过昂贵，以至农民无法支付。

　　中国如今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基础正是知识，读书怎可能没用？农村又怎么会出现“新读书无用论”？

　　供读一名大学生，假如按照高校的正常收费，以及学生本身以最节俭模式生活的情况下，四年里最保守估计，也需要七万到八万元人民币。

　　就算是能有此条件的农村家庭，这也将是一次最大宗亦最决定性的投资。换作贫困农村，一个大学生四年花费就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里的纯收入。

　　追求“代价最小化”

　　可以肯定，这样的教育投资大大超过一个贫困农民的生存底线。假如连生存都无法继续，那么，“投资教育以谋发展”对他们来说就只能是“天籁之音”。

　　在思维仍属传统保守的农民眼里，他们追求的，并不是要得到最多，而是“得到够用的而付出最少”。农民家庭最大问题，就是要有足够的生产来维持生活。他们最首要的考虑，是生存，而不是发展。

　　这种“生存理性”，让他们在两种决定之间，最终会选择“代价最小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因为农民没有冒风险的条件。

　　更何况，即便倾注所有力量把一个孩子供上大学了，这样的教育投资又换来什么结果呢？中国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就算“抢”到工作的，大部分毕业生也都纷纷放下“身价”，选择了“先就业、再择业”的求职方式，并且对要求一降再降。

　　据调查1200家企业的数据显示：有34%大学生求职时，薪水只要求1000元人民币。其中更有0.8%大学生，甚至为了抢一份稍微好点的职业，更不惜选择了“零工资”。

　　相比之下，一些初中毕业就到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不只能够更直接地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还能在相对情况下“算是较快地富裕起来”。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运气真是不济的话，很有可能就比不上一个书念不多但较早就到城里打工的初中生。

　　“新民工”教育偏低

　　中国似乎每个时代都会涌出一大批意识形态独特的年轻人。比如六十年代文革时的“红卫兵”、八十年代开放初期的“奔富型”。而今天这些农村里不再相信读书有用出来闯天下的年轻人，近年来也已形成中国社会上一种拥有自身独特价值观的“新族群”。

　　他们被称为“新民工”。这些新民工教育偏低，眼界既被城市撑开，心智上却不一定拥有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能力，也无法凭其知识去理解唯物世界的利弊。

　　他们虽然有部分人可以凭靠本身才华偶得前程，但其实大多数仍在市场的最底层作挣扎求存，而当求存环境与自然人性出现不能协调的矛盾时，读书不多、知识水平不高的新民工，会形成许多社会问题。

　　中国农村的贫困，收入贫困只是一个表征，其中还包括人力贫困与知识贫困。让农民承受过重负担去供孩子到城里念一门“难以致用”的高等教育，倒不如直接击中目标，到农村去发展与其环境配合及相关的高等教育，把精英留在农村学以致用，或许那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应该是社会上各方面的均衡性。除了城乡经济资源分配之外，其中人民教育素质的分布，也属于最显见的分歧之一。

　　城乡人民知识落差过大，会直接影响整体社会的长期稳定，也影响整个中国的人民在素质水平上的提高。(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吴韦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