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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国富人阶层在新中国真正出现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收入才开始拉开大的差距，才有一些人比较富裕。

　　人们都认为富是坏的事情，当我们谈到富人集团时，头一个问题就碰到富人的形象问题。当人们使用“富人层”这个词时，似乎就暗含着一种东西，好像颇有贬义的内容在里头。实际上就我们中国文化来看，确实对富人阶层的看法，自古以来就有贬的含义。比如，中国的谚语里面就常有这类说法：“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等。同时，对于富人层我们从报纸上、从各方面的探讨中，也看到大家有时候也颇有微词。实际上究竟什么叫富人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亿万富翁，没问题，你确实属于富人层，而且今天中国差不多每个省都能找到，即资产在一亿元以上的。

　　这样一个群体，它的新产生也不过就是10年，最多也就改革开放20年。这个阶层自然在社会地位和它的素质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很协调。社会学有一个概念，用学术术语来说，叫“地位的一致性”和“地位的相悖”，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说，如果一个人素质很低，言谈举止都很不文明，但他却是个很大的富翁，大家心里就很不平衡。再比如，他受教育很低，如果他成了亿万富翁，很多人看了之后心里就不平衡。反过来，如果他是个素质很高的人，比如说比尔·盖茨，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微词，佩服他有本事。

　　如果一个有本事的富翁，他的本事和财富地位是一致的，人们一般不会对他有过多的非议；如果他的地位与本事是不一致的，人们就有很大的非议。

　　80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刚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做一些经营了。但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不三不四的挣大钱”，意思是：你的财富很多，但素质不高。出现了严重的“地位相悖”，这是当时人们心理很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国富人阶层产生的时间还比较短，相对来说素质还不高。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是有一定原因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富人有一种期待，即希望他们的素质能够上去。

　　在分析富人层方面，我们遇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分？我们知道，人们总是说要追求公平、追求平等，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一个社会，没有办法避免分层这件事情，一定会产生分层这种现象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富人才是合理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富人？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一个社会是不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分？我们考察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们没有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社会没有差异现象的。在早期的部落酋长时代，酋长也和大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发现，分层和差异在社会上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水如果没有落差，水是不会流动的。一个社会完全拉平了以后，它就缺少动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邓小平提出要鼓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是邓小平在1978年作为党的一个基本政策提出来的。其实你要理解该政策的本质含义，它是让这个社会增加动力。

　　现在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既然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样的差异是合理的呢？这实际上核心问题讲的是公平问题，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让非常有本事的人，到较高的地位上去，到有财富的地位上去，让没有本事的人，贡献小的人到较低的地位上去，人们似乎觉得这个分配好像是公平的。邓小平当年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人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现象。有人说，我就看到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有很多挣大钱的，违法乱纪的有挣大钱的。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做过很多调研，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人们对富人的看法。我们问：你觉得一个富人在这个社会上主要起的是正功能呢，还是负功能呢？好的作用呢，还是不好的作用呢？被访者的回答大概是这样，认为是中间状态的大概有30%多的人；认为起不好作用的有37%、38%的样子；认为起好作用的20%，比负作用低一些，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不清，不回答等等。可见在总体评价上，富人的形象并不好。然后我们就问下一个问题：你评价这个富人，你认为富人是合法致富还是违法致富的呢？结果发现很多人都回答说违法的、不合理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富人富是合理的、合法的，但人数较少。

　　由此，我们就从公平追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它的富裕、它富裕的手段不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而是不合法的方式，甚至是严重违规、违法的、是腐败，就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平感。所以，最近的一些富人出事都是这个问题，说他是巨富，原来是违规操作的。

　　当然，中国现在社会整个体制结构不太完善，从计划型体制向市场型体制转换，自90年代中期算起到现在也就10年的历史。西方的市场体制发展好几百年了，所以，肯定我们的体制漏洞很多，在有重大漏洞的情况下，违规致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对于这个阶段，有的研究者称作“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一点应该说全世界的资本的积累阶段都是比较肮脏的。

　　那么，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是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了呢？富人的素质到底怎么样？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条界线是他违法不违法。我们把违法不违法问题解决之后，就算你合法地致富，那么你究竟是一个低素质人致富，还是一个高素质人致富？实际上任何社会，它都有一些社会的引导和导向的系统，如果一个社会都是低素质人致富的话，那这个社会人们就不会去学习了，因为学了之后只能贫穷，不学就可以富裕。但是事实是一个相反的结论。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指标叫做“教育的收益率”。

　　什么叫教育的收益率呢？就是说我多上一年学，比没有多上一年学的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中的收入是高了还是低了，如果是高了的话，高了多少？80年代的中国社会“脑体倒挂”，确实是教育“负收益”。90年代以后中国引入市场，确实变化了。我有一个研究，是用一个全国的数据来分析做的。分析的结果证明，平均每多上一年大学比没有多上这一年大学的人，在将来的收入中，可以多4%的收入。这个数据是90年代末期的数据，即教育的收益率是4%。这是正收益。但是拿它跟国际指标比还是低。美国的教育收益率是12%。

　　我们除了测量教育以外，也测量一个人的能力。比如说，你看不看报纸，会不会外语等，然后看这个指标对你的收益影响大小。

　　我们分析的数字结果证明如下：最近的二十年以来，在中国，后天因素起的作用在上升，先天因素起的作用在下降，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负面的信息，当我们做总体评价的时候发现，在中国，影响人们财富指标的主要因素还不是个人努力因素。因为我们加入下列因素，如：你是哪个城市的，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这些因素，结果发现还是先天因素影响对收入起的作用更大。比如你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地方，你没有任何机会，你就是再有能力也没有用处。如果你出生在上海、北京、广州，你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城市本身具有很大的地区优势，你接触的人，你的社会关系，你接受的文化教育，你上大学的比率，你的机会，等等，都会比别人多。我们从总体来说，给全体国民提供的竞争机会还不够。换句话说，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要逐渐地促进这方面因素的发展。以上是我们在分析富裕、不富裕时候的一种研究角度。

　　此外，在分析富裕、不富裕的问题上，社会学还使用一个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精英理论”。精英永远是人群中一个小群体，在任何社会里都有精英现象，都有精英集团，西方讲，政治精英集团、经济精英集团、军事精英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我们一般强调的是政治精英集团，经济精英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里，精英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说，政治精英集团，他们有头脑，就像一个人的大脑一样。当然，政治精英集团，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太大，正像一个人，脑袋长得太大以后，身子支持不了它的营养，那就不协调，所以社会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团。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政治精英集团过大了。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扩大我们的经济精英集团。一般来说，构成经济精英集团的主体是企业家，他们很懂经营。至于说技术精英集团，任何社会对于电脑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对于搞音响的、搞设备的、医学的、法律的专家、学者，都有一个固定的需求量，它是一个常量。那么，当我们分析财富与公平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究竟什么人可以进入这个经济精英集团？谁是经济精英？所谓经济精英，是说他真正是经济方面的强手，企业家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所以，他能把企业做得很大。问题是，进入企业家队伍的都是经济精英吗？确实有很多不是。因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一个人为什么当了企业的领导呢？往往不是因为他经营企业成功，他可能根本不懂企业经营，他是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他即使把企业经营失败了，也没关系，再给他调换一个企业。所以，在非市场的环境下，一些人处在企业管理者的位置上，属于富人集团，但不是精英，或者说富人阶层里有很多不是精英的人。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碰到一个概念，叫作“精英循环”。任何社会都应该是流动的，让那些有本事的人上去，让没本事的人下来，如果形成这样一个体制的话，就是一个好的体制。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有没有富人集团，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精英流动体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应该形成一个精英循环的体制，特别是对于企业家集团，对于富人阶层，对于经济的精英集团。其实，对于任何一个集团都应如此，应该有一个竞争机制，让有本事的人真正能够通过这个体制上去，没本事的人通过这个体制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机制。如果实现了这样一个体制，我们估计大家对富人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

　　最后我再分析一下，富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我认为富人在社会上应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其实想起来，说到富人，大家觉得有钱很好，但是财产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财产对于个人的消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比如说，你一开始没有钱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百块钱，二百块钱，有一千块钱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亿万富翁，像李嘉诚数十亿资产的人，你说他能吃多少，能消费多少，对消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形成什么局面呢？他无非就是给大家“看摊儿”吧，将财产维持着或增值，使它运转，由于这个运转，经济也能运转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富人集团就意识到，富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人们在社会上生活，还是受到别人尊敬比富有更重要。于是我们就看到，邵逸夫、李嘉诚等，给我们大陆捐了很多很多的大楼。

　　所以，富人集团应该培育自己的社会责任，中国大陆的富人集团因为产生时间还不长，可能还需要一个训练过程，慢慢地，一代一代地积累这种文化素质，他的形象就会改变。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大的基金会，都是一些富人集团捐款建立的。我们知道所有的研究都证明，能力不能遗传，智商不能遗传，这些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我们研究又证明，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你再有钱，五代以后，你的财产也没有了，人们想一代一代永远延续财产，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虽然有财产是好事情，但是反过来，我们知道中国叫“十年寒窗苦”，贫寒子弟读书成功率是很高的，富人家庭却常常产生纨绔子弟。所以，富人如果想清这个道理以后，他就意识到，我不过就是一个社会里“看财产”的人，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应该让这个财产更有益于社会，更有效于社会。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档次就提高了，他就承担了社会责任。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演变和演进，逐渐地培育起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那时富人的社会形象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文/李强 摘自《世纪大讲堂·精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