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这个网络上流传的故事，表现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的社会处境：

　　“宝贝昨天在路边儿捡到5分钱。最初，我也本能地想到教育孩子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但是仔细一想：

　　“警察叔叔”在什么地方？

　　为5分钱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不会以为是神经有问题？

　　怎么敢肯定“警察叔叔”同样会交公？

　　给了“警察叔叔”对孩子有什么好处？难道可以在将来评个三好、免试入学？

　　不现实，也不实际。搞不好，孩子反而认为妈妈在说谎。

　　我只好说：孩子，你真好！非常诚实，以后捡到钱，都交给妈妈来处理吧！

　　回头，我对他爸说，这儿子，眼睛尖啊，今天5分钱，明天就是5块，后天就是50元……孩子爸说：这么麻烦，干脆捡到500万不得了！

　　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的50年，记录了中国社会公德中“拾金不昧”的曲线走向

　　江丰(化名)和朋友们来到位于北京市王府井的麦乐迪KTV。那晚他喝醉了，睁开眼睛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连自己怎么回到宾馆的都记不起来。

　　等到发觉丢东西时，已经是下午，他有些焦急，因为里面有替朋友保管的皮夹，皮夹里有证件。

　　他给一起去的朋友们打电话，但没有结果。于是他回到麦乐迪，跟服务生一起在包厢找了一遍，没有。

　　江丰认为麦乐迪负有责任。

　　“为丢东西而来派出所报案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一天是李柏在值班，他和英宝龙在王府井派出所应该算是岁数最大的两个人，人们习惯称呼他们这样年纪的民警为老警察。

　　李柏正为手头的东西伤脑筋，那是一件黄色的旧夹克和一个皮包，皮包里除了一个手机和证件外，找不到任何关于失主的线索。

　　东西是值勤保安前晚在王府井大街上捡来上交的。

　　手机电量已经耗完，无法从中获得资料。惟一的线索就是证件上有武汉铁路某单位的字样。

　　一天前，李柏几经周折联系上了这个单位，对方说会通知本人，让李柏等回电。

　　但直到现在电话仍未打来。李柏担心对方没有通知到失主。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英宝龙是这里专门负责遗失物品管理的人，很多时候，遗失物品里有本人的身份证件，但他们按上面地址联系当地派出所时，对方很难从偌大的区域里找出失主。人口的流动性和人户分离使身份证上的地址形同虚设。

　　时间长了，对那些外地的身份证，英宝龙也就很少联系本人。

　　一筹莫展的李柏正在前台值班，江丰与朋友带着麦乐迪的员工推门而进，他们希望通过派出所解决纠纷。

　　结果，江丰面带歉意地领回了失物。他没想到丢在街上的东西还能找回，更忘记了“丢东西可以找派出所”。

　　“现在丢了东西的人很少上这里来找了，偶尔会有人打电话问问。”李柏说。

　　英宝龙发觉近几年来因为丢东西而来派出所报案的人越来越少。

　　“1996年以前，失主报案都要排队，一天二三十起，有时从上午到下午都有。现在每天两三起就算多的了。”英宝龙说。

　　对于来派出所找失物的人也远不比从前的络绎不绝。“除非这包里的东西值得他来一趟，尤其是外地的，通常即便联系上了他也不会来取。”

　　英宝龙那里有一个包，里面除了几张照片外空无一物。从照片上，英宝龙认出里面有一个国旗班的战士，跟国旗班联系上后，好几天了对方也没来取。

　　“前两天我们收到一个空钱包，是小偷甩的包，里面有很多卡包括银行卡。我们根据身份证找到这丢包的女孩，很快女孩的妈妈过来了，她说我们只要身份证，其他都不要了，都挂失了，觉得补个身份证还是挺费劲儿的。”

　　英宝龙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记载着今年王府井派出所收到的失物。上面有送交人的名字、捡拾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对物品的描述。一共11件，其中还有部分现金。除了三件已经找到失主外，其他都无人认领。

　　“都是附近单位送来的，也有我们的保安和民警捡到的。普通群众捡到东西很少送来。”英宝龙说，即便是单位也是像老东安市场这样的老国营企业，“这是他们的老作风。”

　　送东西来的人，英宝成会给他们开具一个三联单，“不会留他们的联系方式，一般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些物品的下落。”

　　也就是说，捡拾东西的人，一般不会得到该东西处理情况的反馈。他们把失物交给派出所，在道德上似乎就意味着交给失主。当然如果他们不相信派出所，就不会来交东西了。

　　3月22日，英宝龙把这次无人认领的物品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拣拾物品招领处。

　　那是北京市惟一一个专门负责捡拾物品管理的机构。在那里，有五个跟英宝龙年龄相仿的老警察。

　　“那几个人我都熟悉，说实在的，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失主的东西都是比较难处理的，他们的活更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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