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包括几项新内容: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统筹体制改革；实行垂直的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竞争压力；发展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在内的健康产业等等。

　　□在这场持续升温的医改大讨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部门--主管医疗卫生资源规划的发改委和主管医疗卫生投入的财政部--迄今还没有公开表态。

　　□中国现有医疗体制除了公共卫生薄弱、偿付机制不合理、资本进出渠道不畅、医务人员激励机制导向有误，还有一个重要不足是包括社会监管在内的第三方力量缺失。

　　医改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过，不过必须警惕医改的争论淹没改革本身的紧迫性。南方日报认为，至少，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所有争论大多局限在社会舆论的范围内，并没有造成民众与医改主管部门间有效的互动。在给定的改革框架下，民意似乎很难对医改施加必要的、有益的推动力量。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博士领导的课题组所提出的医改新思路，无疑仍旧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而且充满书生意气。这一学术气质浓郁的医改新方案会不会同样遭遇那些以“改革不需要争论”为借口的傲慢的漠视呢？从卫生部个别官员的回应看，情况不容乐观。

　　说到底，李博士提倡的医改新模式的核心设计，就是成立“国家卫康委”来主导改革的进程。可如此一来，势必牵涉到既有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恰恰在这一点上，改革的阻力很可能就出自于她所冀望的那些改革动力部门--这正是新思路无法回避的悖论。

　　总之，从改革的责任与动力机制来看，李玲博士的医改方案很可能已触及到最深层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将改革重新带回了起点。由此看来，这一医改新思路的命运，或许在它诞生时就被预设了前途。

　　“我主张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但是要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设计我们的医改方案。”3月31日，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抛出了新的医改处方。

　　李玲的建议包括几项新内容: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统筹体制改革；实行垂直的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竞争压力；发展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在内的健康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等等。

　　新思路　综合部门统筹医改

　　专家疑议　可操作性不大

　　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个设想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现行医疗体制下政出多门的弊病。李玲在《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医疗卫生涉及卫生、财政、社保、发改委、商务部、药品监督、食品监督等18个部门，单靠卫生部一家，很难推动全方位的体制改革。

　　针对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建议，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险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现有部门设置的既定格局下，通过一个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综合部门来统筹医改全局，可操作性不大。

　　他敏感地注意到，在这场持续升温的医改大讨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部门——主管医疗卫生资源规划的发改委和主管医疗卫生投入的财政部——迄今还没有公开表态。“而恰恰是这两个部门的态度和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讨论的走向和效果。”高书生说。

　　“医改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财政投入。”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赵杰主张医改分两步走，先理顺财政关系，再调整服务体系。他认为，目前正在推行的社区医院、平价医院和新型合作医疗，都只是局部治理，无助于问题的整体解决。

　　新思路　重点应在防病

　　专家建言　建三级服务体系

　　高书生建议按照居民的医疗需求，建立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

　　第一个层次是家庭健康保健，主要负责预防、保健和小病防治，由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承担。费用来源一是每个家庭交纳的年费，二是财政部门的定额补助。

　　第二个层次是以目前的社区医院或二级医疗机构为基础而组建的慢性病俱乐部，专门负责为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患者服务。经费来源分三块:加入俱乐部的慢性病患者的年费或会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按慢性病病种所支付的定向补助；医药研制单位的新药特药研制试验费用。

　　第三个层次是专科和综合医院，主要负责大病、重病及疑难病的诊治服务，费用包括个人交费和大病统筹等。

　　这一点得到了李玲的认同。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78年的68岁，用不到2%的世界卫生总费用解决了近1/4世界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李玲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投向公共卫生，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重点放在农村。

　　新思路　引入竞争机制

　　官员反对　境外医院好处有限

　　高书生的三级医疗体系资源配置设想，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每个层次都对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做出了制度安排。

　　“在第一个层次上，我特别强调由家庭来选择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而且要允许私人诊所加入，服务协议一年一签，如果对服务不满意，第二年可重新选择。”高书生说。

　　而在第三个层次上，李玲主张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品牌医院，这样可以对综合性大医院形成竞争压力。“目前的民营医院对三甲医院根本没有压力，无力打破国有医院的垄断格局。”

　　而这一建议遭到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雷海潮的反对。他认为当前医改最需要的，是找准能够用低成本实现高跨越的切入点。“引入境外医院和竞争机制，好处是有限的。”

　　在李玲看来，中国现有医疗体制除了公共卫生薄弱、偿付机制不合理、资本进出渠道不畅、医务人员激励机制导向有误外，还有一个重要不足是包括社会监管在内的第三方力量缺失。

　　在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中，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政府监管责任，推动更深层次的医疗体制改革？赵杰认为目前还找不到有效的监管力量。

　　背景

　　□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正式公布了课题报告。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很低:“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中显示。老百姓看病的费用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增长了14%，48.9%的居民生病不去医院，29.6%的患者本该住院，但是却住不起。另外在中国6598亿元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了17%，企业和社会单位占到了27%，而其余的56%却都是由居民个人支付的。对于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在城镇地区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人口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也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去年10月份，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中透露，将继续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改变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机构垄断的局面。

　　这一消息否认了前段时间有关“目前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的结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

　　李玲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管行政和外事)。美国马里兰州Towson　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武汉大学物理学学士(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硕士(1990年)和博士(1994年)。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管理、老年经济学、社会保障、经济增长理论。

　　“医改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政府应该明确方向。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政府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医疗器材，医院的管理、医疗体制等各方面都为这个目标服务。改革之后过去的东西打破了，新的并没有建立起来，这和政府没有大力推动是有关系的。”(南方日报 艾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