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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开辟另外的发展道路

　　曾几何时，中国文明之根在乡村。当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城市逐渐成为财富、文明和现代的标志，而乡村却一天天沦落为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因此，在看到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的报道时，不由吃了一惊：中国乡村何时变得可以养活大学生了？

　　原来这是由政府推动的一个支援农村建设的实验计划。通过公开招聘，自愿报名，考试选拔，大学生到村里担任助理职务，由政府发工资，任职两到三年不等。据说在未来五年之内，政府将每年选拔两万大学生到农村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有人将这场派遣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的计划称为新上山下乡。

　　这让人再次关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与命运。

　　三十多年前，中国曾经有一千七百多万城市知识青年陆续到农村安家落户，形成了一场历时十年、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罕见的人口从城市倒流回乡村的运动。虽然有政治理想的鼓舞，但知识青年并未给农村带去革命性的生产方式，而农村生活水平终究无法与城市相比。因此，这场运动以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终。

　　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之间又开始了一场方向相反的人口大流动。上亿农民离开土地，离开乡村，涌进城市，进入工厂，以低廉的工资收入、超长的劳动时间和简陋的居住环境，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巨大贡献，也为自己挣回一点辛苦钱。

　　这两次城乡人口流动，不论方式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乡村留不住市民，而城市也容纳不下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始终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一直渴望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中国，就这样遭遇到难以绕开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大问题，它好像现代化的天问，摆放在中国人面前。

　　曾经以为是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以为只要通过有序的户籍开放，就可以在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后来却发现，农民或农民后代进城之后，怎么办？如果城市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那么，城市化将徒有虚名，不过是在城市形成一个比拉美国家更庞大的贫民阶层而已。至于认为应该通过产权私有化让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或者认为问题在于中国人口太多、只要减少到两三亿一切就迎刃而解，诸如此类，无一例外都是对照当今发达国家的城乡变迁模式而作出的解答。

　　也许，根本问题在于，现实已经表明仅仅工业化还不足以提高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中国不能指望工业化、城市化这一条独木桥，而必须在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开辟另外的发展道路，数条道路同时并举，才有可能使我们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而依靠和平方式发展的巨大国家，全面进入发达时代。

　　也许，如何使乡村重新成为创造财富的中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这需要引发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人类历史发展一再向我们显示出螺旋式上升的特性：在农业文明之后，出现了工业文明，而在工业文明的最后阶段，又出现了生物革命的信号。生物革命意味着将诞生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它将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如同工业文明是手工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一样，它将是农业文明在更高层次的复活。

　　不由得想起亩产万斤的神话。在上世纪那场著名的“大跃进”运动中，“亩产万斤”成为一大荒唐笑话。不过，谬误离真理也只有一步之遥。换一个角度去看“亩产万斤”，可以看到中国人对粮食作物的一种狂放的想像，一种超越的渴望。如果我们以生物科学方式来追求它，“亩产万斤”也许就不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可以逐步实现的目标。这一革命性时代一旦来临，人均一亩土地的中国“小农”，就将变成极大高产的“大农”，甚至产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农”，人类将从此远离饥饿，不再靠天吃饭，不再为衣食发愁，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更高级的创造活动。

　　也许，保持了世界上最连贯的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拥有最深厚乡村生活传统的中国，保存了巨量农民的中国，拥有足够的激情、天赋与意志来开辟这一新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十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眼下正在开展的这场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不过是中国新乡村时代到来的序幕而已。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