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7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接受采访的代表和委员都指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客观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崇富表示，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

　　文章说，而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还要更真诚一些。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运用“幸福指数”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三个倾向。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他认为，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对“幸福指数”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如果只注重形式，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是最后，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奚恺元说。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恺元说，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也是不对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等等。

　　最低限度，“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认为，“政府更应该是一个环境的治理者和营造者。它需要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应该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务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张贤亮说，“能做好这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