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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同学张艺谋、陈凯歌一样，胡玫对作品赋予她那个时代人固有的精神表达。只是她更聪明地找到了市场和精神表达的结合点
本刊记者/丁尘馨
每天晚上，胡玫都会守着电视机完整地看完2集连播的《乔家大院》，她说，看电视的感觉和在剪辑机旁看完全不同，“隔了半年再看，特别有亲切感”。
自1998年执导44集《雍正王朝》之后，胡玫已无一遗漏地连续将《忠诚》《香樟树》《汉武大帝》以及正在热播的《乔家大院》端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餐桌，如果按观众的人次和作品数量计算，胡玫无疑大大超过了张艺谋、陈凯歌，算得上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高产影视剧导演了。
很多观众难以想象，像《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以及《忠诚》这样阳刚气十足的电视剧出自一位女导演之手；热爱历史和政治的人，则乐于从剧中去按照各自的史实和现实，发现了丰厚的话题；而做影视研究的专家们立刻从中发现，胡玫身为张艺谋、陈凯歌同学，不仅在镜头语言上的“唯漂亮主义”与两位同学不相上下，在“热衷帝王题材”和“阐释强力崇拜”方面，也如出一辙。
对于各种角度投射来的目光，胡玫的态度也显出了女性才有的现实和理性，她既不像同学陈凯歌那样激昂，也不似张艺谋这般淡然，她会对前来质询的记者细心解释，哪些是属于编剧和历史顾问的职责，哪些则是摄影和美术的范畴。她甚至将《汉武大帝》和《忠诚》的争议言论结集成书上市，顺便也附赠给身边的记者和朋友。
胡玫接受采访，犹如她的电视剧，细碎而绵长，却不见剧中的强悍。了解了她从20年前女性电影导演代表如何转变成了现在的风格，以及她赋予作品的理想和想象，就能明白这个电视剧的“一姐”是怎么产生的了。采访约在她的住所里，房间庞大而凌乱，她解释说因为新家正在装修，这套住宅现在是居住兼工作室的多功能厅。初次见面的胡玫温和而客气。她笑称，自己在家接受采访有心理障碍，生怕被先生听到，“不然他又要说我这话那话说得不对了”。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没有想到《乔家大院》的收视率会这么好？
胡玫：开始没想到。刚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对晋商也没谱，想无非就是讲商人怎么发家致富嘛。等走访了乔家以后很震惊，当看到他们家把“学吃亏”“诚信”作为家训刻在门楣上，我觉得有点意思。慢慢把晋商文化这层面纱就揭开了，我对这些人的故事感到激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收视率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电视剧里有多少是真实的？
胡玫：乔家的后人和专门研究乔家的祁县博物馆馆长都认为，起码百分之八九十是事实。除此之外，我把常家大院、王家大院等等其他大院的故事也融到这里面了。
中国新闻周刊：《乔家大院》里，乔致庸简直就是个活雷锋，之前你拍的人物像《忠诚》里的市委书记，汉武帝，甚至雍正都是很正面的“高大全”形象。是有意这么做吗？
胡玫：我没有一个定型的人物模式，非要做什么样一个人。但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我很崇拜英雄。非常可悲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男人的社会，真正推动一个历史前进的还(多)是男人。
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就想，那我们应该让男人做成什么样子。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作品里的男性人物形象，是按照你理想中的形象去塑造的？
胡玫：对。比如说，我喜欢和聪明的有智慧的男人接触，如果这个男人窝窝囊囊，我就不爱理他。他不能给我什么见教，一些刺激的话，我就觉得(和他接触)没什么意思。这也是生活习惯吧。
中国新闻周刊：相反在你的故事里，常常是女性都没有完美的，甚至是阴暗的。比如《乔家大院》里，你还是让乔致庸栽在了女人的手里。为什么？
胡玫：我说过这是一个男性的社会，尤其是在解放前。当时封建的礼法对她们摧残得越深，积怨也越大的。像在《乔家大院》里，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副主题，就是为女性的命运鸣不平，包括大嫂在内，三个主要女主角都是这样的命运。哪怕是陆玉涵，虽然她得到了心爱的男人，但是在片中，她的丈夫还会对她说，“对不起，我们的账是不能让别人过目的。”女人是不可以过目账目的。那时候的妇女是非常不幸的，不是我成心把她们塑造成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在片中，她们的人生命运全部都是围绕一个男人，幸运或不幸。这是剧情的需要还是你对那个时候女性地位的理解？
胡玫：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对那个时代(女性)的了解。除了像女土匪、双枪老太婆这样极其传奇经历的人外，如果哪个剧里面出现了在那个时代一个特别能干的女性，我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相信 不大可能。那时候妇女基本都是缠小脚，连屋门都走不出去，怎么可能去搞那些事业？
这是对那个封建社会，对旧时代文化起码的了解。对女人而言，男人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真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的主流命运，除了慈禧太后、武则天以及个别像窦太后这样掌握大权的女人。
享受电视剧带来的成就感
中国新闻周刊：从20多年前最早你拍《女儿楼》等一系列女性题材的影片，到现在主要创作男性题材为主的作品，有一个现象是否可以印证你转变的原因：你拍的男性题材的电视剧都有比较大的反响和收视率，而女性题材的作品包括同样在央视一套播出的《香樟树》，却都反响平平？
胡玫：《女儿楼》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去负载那么多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内容)，这些我自己都还没弄明白呢。所以那时我的作品中，大量的还是问号：女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或者这个女孩她的内心为什么这样……视野比较小。
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发现，女人的命运已经不足以吸引我的眼球。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大体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特殊的经历，女人基本上都比较善良，喜欢梦想，比较浪漫，这些特质都千篇一律，在我的眼里，就显得比较苍白。不如男人步入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来得那么丰富，那么多的层面。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第一部《昨夜长风》是在央视8套播出，你的其余5部都是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这在国内导演中没有第二个。是你有意识的吗？有什么窍门？
胡玫：(想了好一会)原来可能是碰巧，后来变得有点意识了。先前我觉得，央视播还是地方播，没所谓呀。后来发现央视的覆盖率特别高，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增加了一份这个方面的思考：怎么能让片子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中国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成为我创作的指标之一。
我听说这几部片子给央视带来的广告收益都是最高的，这可能也是他们乐于选择我片子的理由吧。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我的审美标准始终是，希望通过我的片子塑造“真善美”的事物。
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像塑造雍正皇帝的时候，你也希望是反映“真善美”？
胡玫：很多人说，我美化了帝王将相，我想我不是。如果你研究了关于雍正的作品的话，就能看到，一个皇帝在他在位短短13 年的时间里，批的折子一页一页纸摞起来到十层楼高，想想我们谁能做得到？——起码有一点，这个皇帝是非常努力的。实际乾隆远比雍正杀得多的，多得多。
所以是这个人物征服了我，我才有感而发，再用我的真实感受去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电视里的雍正，其实更像是你内心希望的完美皇帝的形象？
胡玫：对，比较理想化。我说的“真善美”，光有真还是不行，还要通过“拔高”，把人的德性里的善良的一面向人们伸张。
在我的人物选择上，一定是有善有恶的。在我的片子里，坏人一定是坏到很坏，好人一定是好到很好。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不管他犯什么错误，我都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好人 一个犯错误的好人。
我也注意到，日本在战后处在一种混乱的特别萎靡的社会心态里，当时出了一些特别棒的导演，他们拍了一些振奋日本民族精神的片子，把日本男人的魂魄重新地加以整理，对振奋当时社会心态起到很好作用。这是他们的功绩，提升了这个民族的精神。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要是老是缠绵在男欢女爱、灯红酒绿、婆婆妈妈的事里的男人，有啥意思？我不喜欢，我觉得没劲。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也想象那些导演一样，拍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片子？
胡玫：一种社会责任感。(问：这也是很多“第五代”导演都有的心态)——都有这毛病(笑)。
中国新闻周刊：就像不少“第五代”前几年扎堆去拍帝王戏，现在又纷纷撤出，你现在接拍《乔家大院》，又推掉了《努尔哈赤》是不是也在考虑转换帝王的题材？
胡玫：没有刻意。我都无所谓，我没有特别理性去想，我也不是帝王学派，我没那种理想。对我来说，什么题材都一样。
有时也是外界因素影响，拍了《雍正》以后，所有的历史大戏就围绕着我，也有很好的大戏，让我欲罢不能。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最想拍的还是电影，而且02年之前一直没有间断拍电影；可自从1998接拍《昨夜长风》之后，重心不断往电视剧倾斜，电视剧也使你声名鹊起，拍电影一直不尽如人意会不会觉得遗憾？
胡玫：我曾经在一个时期有过遗憾，但是现在不遗憾了。我想想没有道理遗憾，电影的观众有600万人就了不得了，我们的电视剧要是按人次来算，每次都得上亿吧，这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在电影和电视之间，越来越倾向于去拍电视剧。
我现在也摸到了电视剧的一些窍门，而电影是另外一个门类的东西。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收视率，很珍惜观众对这些片子的厚爱。它确实让人很有成就感，很骄傲。我想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点骄傲还是允许的。(笑)
采访结束的时候，胡玫给记者看了一份助理刚打印出来的收视调查，调查称，《乔家大院》的收视率已经超过去年央视的收视冠军《亮剑》。同时她不忘补充说，收视率并不是她惟一看重的。(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