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曾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因妻子患病住院而几乎耗掉家中全部财产。如今，妻子病逝，房屋一套变卖、一套出租，丈夫心灰意冷辞去社会上各种兼职一人借宿于其姐姐家中。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因病返贫跌入社会底层，不仅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脆弱，也意味着中国目前尚缺乏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土壤。
因病返贫，从“中层”重回“底层”
成都市锦江区洞青树社区的老李，今年48岁，目前在成都市一家自行车修配仪厂工作，月薪仅400余元。
据老李介绍，1975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就在该厂上班。为了改变命运，1984年，他曾经停薪留职从该厂出来单干。刚开始是做点小百货生意，后来就和老婆一起在社会上四处兼职。
老李告诉记者，1998年至2001年是他们创业的黄金时期，平均每个月收入8000元左右，不仅置办了两套房产，还有近30万元的银行存款。由于老李妻子身体不好，两人一直没有要孩子，家庭经济压力不大，因此夫妻俩当时的想法是再辛苦几年，就可以辞去各种兼职，在家做点小生意，再买辆车颐养天年。
然而老李这个美梦没有实现。2001年，老李妻子被检查出身患癌症，之后老李夫妻多年来辛苦挣来的财富如流水一样迅速流走。
老李说，从2001年妻子被检查确诊到2003年去世，共花了40多万元，不仅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被迫卖了一套房产。
如今，老李的年龄大了，无力也无心再像当年那样去拼命赚钱，于是回到原先那个自行车修配仪厂继续当个小工赚点小钱，为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将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
当初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就是发家致富，而现在，老李却还是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
人数少、抗风险能力低，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被简称为中产阶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评价说，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已经在中国培育出一个“在社会事务中，经济和身份上都属于中等阶层的社会群体”即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的壮大和稳定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一个标志，但老李家庭因病返贫现象正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还相当脆弱。
据四川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关于中产阶层的专项调查和推算，2005年，四川省中产阶层家庭比例不到12%。若仅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个城市化率最高的西部城市核心区调查数据来看，中产阶层不超过30%，这与中产阶层占据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结构还相差甚远。
中产阶层比例较小，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较快增长，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又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统计显示，教育费用、医疗保健与住房改善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1至9月份，这三项消费支出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1.8%、21.1%和20.3%。对这些支出的增长，社会各阶层承受能力迥异。以教育支出为例，2005年1至9月份，西安市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1000余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而据统计部门推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不低于800元，该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13%，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多。
壮大中产阶层关键在制度
中产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特别注重培育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认为，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石英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其中，合理的税收制度作用十分显著。
税收制度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因此应加强税收制度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作用。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的变化。1971年至1992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0.447上升到0.491，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0.372下降至0.359。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予，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如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予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中国目前一些大的行业如石油生产、邮电通讯、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缺乏竞争，垄断现象还依然存在，他们获取的“垄断利润”打乱了社会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因此，国家应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水平。
(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侯大伟、黄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