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2日电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新闻社指导，《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今日在京开幕。国际公平劳工协会主席Auret van Heerden先生在致辞时表示，希望给企业社会责任赋予一定的内涵。

　　Auret van Heerden说，部长先生、总干事，以及尊贵的客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而且我能够在这里发言，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自己在这儿最后发言，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刚才大家把很多重要的内容讲的很透彻，讲到了建立和谐社会，讲到了国际层面的问题，还讲到了中国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且刚才大家还讲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这是一个企业核心的责任，实际的工作。实现企业的责任有多大的困难，现在存在一个差距，在法律和现实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鸿沟，也就是说从事实和我们的目标，这两个层面来看是存在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做得和已经做得到底有多大的距离。我们想一想，我们公平劳工协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差距能够弥合起来。大家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工作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比如说人力资源的评估、劳资关系的评估，公司是不是完全符合有关的《劳动法》，但是我们发现每一个企业在二十多个问题上都违反了有关的规定。今天早晨，中国的卫生部长也讲到了有关问题，讲到工作场所一定要安全，要保证工人的身体健康。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尽管政府这么强调，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大家要赶飞机的话，你要办登机手续，要上飞机，飞行员、机组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餐饮等等，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为那个公司工作的。也就是说，这些组成人员，还有为你提供餐饮的人，他们都不是一个公司的，只是各个公司的，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些网络聚集起来了，都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他们都想省钱，这样把工作细化之后，能够把效率提高了，但是结果是对整个企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了，虽然穿衣服是一样，但是他们实际上不属于同一个公司的，因为他们面临竞争对手的压力，而且还遇到了成本的压力，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做。这样还可以引申到其他问题，我为国际劳工组织也工作，他们和我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发展经济特区，中国在不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公司都进入了经济特区，我们有战略、有法律的框架，中国国务院都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是这些公司是完全遵纪守法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和劳工组织一起合作，我们也到了珠江三角洲，我和我的同事王林一起到那里去了，我们到了一个外向型的企业，我们看了那儿的企业的情况，那儿出现了一些自杀的问题，他们从楼顶上跳下去了，自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后来进行调查，我们希望查出根本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女工从楼上跳下去了，后来我们发现原因是非常典型的，她们从农村出来，当时非常小，十五六岁，还没有成熟，后来到了珠江三角洲，在这里无亲无故，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她们，她们对宿舍的热爱超过了对工厂的热爱，因为她们每周工作七天，她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挣钱，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赚钱，周末也上班、不休息，如果有加班的时候，她们自愿去加班，她们只希望赚钱，她们从来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她们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老板给她们的口罩和手套，要处理一些化学品，因为戴这些东西碍手碍脚，她们为了快一点，就不戴这些手套和口罩，她们不知道她们吸入的化学品会导致胎儿畸形，对身体有很严重的危害，将来可能会出现癌症，这些都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她们没有考虑，她们现在只考虑每天去挣钱，所以她们自己是自己的敌人。现在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老板最关心的是产量，而工人是尽可能地计件生产，如果他们生产速度更快，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老板也会听之任之，因为他就是要多生产、多赚钱。但是打工妹每天都做很好的平衡，到底挣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这些女工她们的社会保障几乎没有，她们又缺乏教育，也不知道怎么去安全地生产，她们在上班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生产压力。后来我就问这些经理，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这种高强度的生产呢？他们怪罪订货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现在订单完成的时间越来越短，价格压的越来越低，这些压力最后是由工人最后来承担的，她们越来越玩命干，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赚的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来追踪根源，从工厂一直到品牌，跨国公司用的品牌，我们要问问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执行这种严格的时间，另外对采购的价格为什么压的这么低。后来他怪罪消费者，他认为消费者要买便宜的东西，零售商希望零库存，并且产品款式还得是流行的，每年就出现了更新换代非常快的情况，所以消费者的需求给成本带来压力，在供应链一环传一环，最终是工人付出了代价。我可以买一件比较便宜的牛仔或者比较便宜的跑步鞋，但是代价是巨大的，我并不希望大家作出判断，我并不希望大家谴责这个供应链上的任何环节，我想这个局势已经失控了，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来监管它，来控制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平劳动协会成立起来。

　　1996年美国很多工厂出现丑闻以后，克林顿总统呼吁大家在白宫开会，有工会、劳工部等等大家一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如何保证对于劳工标准的尊重，尤其是在全世界的供应链当中，他说至少可以利用我的办公室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希望大家琢磨一些办法，以避免恶性循环。后来花了四年的时间，形成了这么一个系统，在这四年之内，这些跨国公司同意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社会劳动环境承担责任，无论供应链在哪个环节，还是哪个国家，最后他们同意对自己的工作状况进行调查，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地的执法机构是不是强迫他们这么做。

　　我们希望给企业社会责任赋予一定的内涵，我们共同使这个社会责任能够履行，社会、政府、企业，我们希望建立公司合伙关系，将我们有限的资源召集在一起，相互互补的方式，提高供应链当中遵纪守法的水平，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