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循何梅尼的治国方针

　　事实上，伊朗在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依旧以硬碰硬地向美国叫板，在核问题上甚至不惜惹怒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完全表现出其不屑向西方国家妥协的立场，这与当年萨达姆借用法、德、俄等国力量来掣肘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此外，内贾德总统还一再公然向美国在中东的密切盟国以色列挑战，甚至说出让国际社会惊愕的话语等等，都在于表明其外交作为是依循已故宗教精神领袖何梅尼的治国方针，刻意走这位大阿亚图拉所指引的“伊斯兰道路”而在外交事务上必然体现的执政风格。若要深层地看待这现象，还得从文化方面，尤其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历史轨迹上去追溯。

　　自上世纪70年代，全球勃然兴起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思潮。从1976年麦加首届“国际伊斯兰经济学会议”上发表的会议公报来看，与会穆斯林的语境已经微露端倪。伴随着伊斯兰教重新崛起，关于“人类的未来”之视野，不应只局限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两端，而是走伊斯兰的道路，建立寄寓着穆斯林理想的社会，成为穆斯林有识之士的首选。

　　这也是何以几年后，当震撼世界的“伊斯兰革命”于伊朗发生，其精神领袖何梅尼会喊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的原因。当时的美国被何梅尼形象地形容为大撒旦，在宗教热诚的强烈驱动下，美国驻伊朗使馆在1979年11月还受到激进学生占领。这些，使美国和伊朗结下了难以化解的历史宿怨。

　　至于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所表现的强烈反西方化意识，包括对西方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抵制，也说明该国的执政者(大多为什叶派教士)十分反感西方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渗入，并体现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敌视和抵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意识，通过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黎巴嫩及以、巴之间的军事冲突、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乃至迄今尚未全面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不断得到强化和加深。

　　而从宗教上讲，要求穆斯林誓死捍卫国土的“圣战”精神，更成为伊朗在外交上不向长期有意遏制自己的美国俯首称臣的强大支柱。

　　因此，在遭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打压的历史关头，有着当年“伊斯兰革命”传统和长期反美心态的伊朗执政者，特别是在伊朗社会历史上始终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发言权的什叶派教士，采取公然向美国叫板的做法，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和反应。

　　在这当中，既有实现强国梦的抱负和政治期许；也有以石油武器作依托的实力后盾，更有宗教情怀和圣战精神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这点，还可从刚刚在大选胜出的巴勒斯坦哈玛斯组织，宣布永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上再次得到印证。那种把伊斯兰世界与欧美西方国家对峙的问题只定位在政治经济方面，或者片面地强调“都是石油惹的祸”，显然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流于表面化。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曾在中国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议。许多学者虽未对此嗤之以鼻，但却认为只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是为美国强权政治服务和张目的假说，为带有鲜明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

　　笔者以为，我们虽看到该理论所蕴涵的政治实质，却没有必要全盘予以否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该理论在解释日益复杂的国际冲突事件上所揭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线”，恰恰为我们观察重大国际问题提供了特殊而有益的视角。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葛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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