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20日电 《瞭望》周刊文章称，有关部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的打黑除恶工作，目前并没有画上句号，打击黑恶犯罪势力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文章称，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发展，已不简单是刑事犯罪，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正视和解决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已成为打击黑恶势力的突出命题。有资料指出，当前中国打掉的涉黑犯罪团伙中，无业人员、两劳释解人员等社会闲散人员占较大比例。

　　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黑恶势力坐大与社会管理的种种漏洞联系密切。

　　暗疾之一：社会治理的结构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黑恶势力多存在于市场、矿山等资源较为集中、而地方管理不力的地方。在一些矿产资源集中的地区，管理部门将矿井随意卖给个人开采，违法乱发开采许可证，造成采矿者之间矛盾丛生。这种管理方式既制造了冲突，又使政府权威缺失，经营者只好找黑恶势力“摆平”矛盾。

　　而在市场发达的地方，管理空白也激发了黑势力。河北省蠡县留史镇曾是一个全国知名的皮毛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托运行业兴起。但由于管理混乱，托运站之间为抢线路、抢客户，互相报复破坏，蚕食对方，也因之产生了震动当地的王兵涉黑团伙。然而，王兵团伙被打掉后，当地因抢市场砸车、烧房、伤人事件仍屡有发生。当地民警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市场管理继续失控，打掉一个王兵，还会有其他黑恶势力产生。

　　暗疾之二：畸型社会需求导致了犯罪市场的产生。办理过多起涉黑案件的吉林省吉林市刑警支队干部孙伟等人说，现在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其中一些就存在黄赌毒等“地下黑色经济”，就会引出黑恶势力来保护。2004年，吉林市打掉了“疯马音乐基地”娱乐场所，并挖出这一娱乐场所负责人容留70余人吸食摇头丸、麻谷等毒品的情况。法学专家认为，由于某些非法社会需求的增长，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成本不断加大。这加速了犯罪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最终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

　　暗疾之三：在涉黑犯罪中反思干部用人制度。目前一些黑恶势力的“黑老大”头戴“红顶光环”，也有的黑恶势力出钱寻找“代言人”，令人反思干部用人制度。在辽宁省辽阳市，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张宏东被当地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当地一名区干部，在张宏东各种关系的作用下被提拔，又转而帮助张宏东大搞房地产开发。

　　一些打黑民警说，保护伞使恶势力平步青云，有的黑恶势力头目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给打黑平添压力。那么，我们到底要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应该如何把住这个大门？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暗疾之四：打击犯罪不力，有的政法机关甚至纵容犯罪。这主要体现在地方一些政法机关“打黑”决心不大，使黑恶势力在公开暴力犯罪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助长了犯罪气焰。20世纪90年代，吉林省四平市孙长春团伙横行当地，此后几次上演“捉放曹”，在涉及孙长春团伙的20余起案件中，8起办案单位工作严重不负责，其中3起案件应追究刑事责任，却被办案人从中调解，直接影响了警方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增加了犯罪分子的“心理自信”，致使有的群众受到不法侵害时，认为报案无济于事，削弱了打黑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