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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温州第一经济强市”的乐清，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7.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3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795元，全市于2003年宣布迈入小康社会。

　　按理说，这该是个人人尽享平安富裕的地方。“但在无限膨胀的私欲刺激之下，在谋求更大集团利益的过程中，少数富人铤而走险，不惜花钱买人命。”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在分析这些富人犯罪心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利益不均杀心起 富人铤而走险

　　2003年春节，周祖豹在浙江老家为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操办婚事。正当周祖豹一家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小镇上有一辆银灰色的外地牌照面包车在来回游荡。这辆面包车并没有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更没有让沉浸在欢乐中的周祖豹一家有丝毫察觉。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周祖豹迈出家门，跨进了停放在家门口的宝马车，准备让大儿子开车带自己去酒店结账。就在这时，几名歹徒从那辆神秘的面包车上冲了下来，手持杀猪刀朝周祖豹砍去。周祖豹顿时血流如注，瘫倒在地。周家的喜事变成了丧事。

　　周祖豹是1993年开始在北京做毛皮生意的，经过几年打拼，他已经成了身家上亿的浙江富豪。周祖豹的惨死一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周祖豹的家人不禁想起了3年前周家的另一起命案。当年在北京，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就在周祖豹的办公室里惨遭杀害，而凶手至今没有落网。这两起命案到底有没有关联，会不会是出自一人之手呢？温州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首先，警方查出车牌号为陕AP2735的面包车车主叫李勃。据西安人李勃交待，他的车是借给了一个叫杨金富的人，而杨金富正是3年前杀死周祖豹侄子周建波的凶手，已经被警方通缉。那么，杨金富是不是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呢？经过警方的周密部署，2003年3月，他们终于将躲藏在温州郊区一间破庙里的杨金富和几名同伙同时抓获。经连夜审讯，杨金富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公安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伟坚、屠金安和被害人周祖豹早年就结下了仇怨。在1998年时，三人合伙在北京做辅料生意，当时周祖豹投入较多，占了大部分股份，而王伟坚和屠金安两人共同投资190万元，占小股份。由于在合作过程中与周祖豹产生了矛盾，王伟坚、屠金安坚决要退出股份，遭到了周祖豹的拒绝。三人在周祖豹办公室里交涉时，周祖豹的儿子还叫来二三名打手将王伟坚、屠金安团团围住……

　　就这样，双方积怨越来越深。起初，王伟坚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法律途径把这笔投资款要回来，但是他们认为打官司又耗费精力又耗费财礼，他们耽搁不起。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走进了王伟坚和屠金安的视线，他就是在北京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的黑道人物杨金富。别看杨金富长得不起眼，打架斗殴却很有名气。王伟坚和屠金安决定让杨金富出面，把这190万的投资款讨回来。三方为此还签订了一个协议。王伟坚和屠金安把大红门辅料市场的股份转让给了杨金富。

　　不久，杨金富拿着协议书带着手下一帮人找到了周祖豹索要投资款。没想到周祖豹并不吃这一套，多次把闯进市场的杨金富赶了出去。杨金富对此非常恼怒，继续带人拿着刀具、鱼叉等凶器强行进驻市场，驱赶商户。当他们最后闯到周祖豹办公室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周祖豹，只遇到了他的侄子周建波。周建波在争斗中当地被打死。眼看出了人命，杨金富逃出了市场，从此没了踪影。

　　而周祖豹在侄子遇害后不停地上告，要求警方抓获凶手杨金富并找出幕后的指使人。很快，杨金富再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日子了。2002年11月，他给屠金安打来了电话，说他想把周祖豹干掉，让屠金安给他50万元钱。屠金安马上和王伟坚商量，二人觉得除掉周祖豹可以一了百了，于是他们决定让杨金富快下手。

　　杨金富跑到了西安，以西安人李勃的名义购置了一辆小面包车，并网罗了几名杀手，开始谋划杀死周祖豹。2002年年底，他们打听到周祖豹要回浙江老家为儿子举办婚礼，一伙人便悄悄开车摸回乐清。经过十来天的蹲守，终于在周祖豹为儿子举办婚礼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周祖豹。

　　清除“眼中钉” 几万元搞定

　　据乐清市检察院不完全统计，这些雇凶杀人案件涉及的雇凶者近50人，他们九成以上是个私企业主、富有的村委会主任或机关工作人员。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120余人则大多来自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份。

　　该院分析，被雇行凶者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活一般比较困难，个别人还有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容易受金钱引诱，有的人甚至还以为生。也因为此，有些雇主原本只是想花几万元“教训”一下“眼中钉”，但被雇者却不计后果，下手残忍，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如在今年新一届村委会选举期间，当地某村一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本想让竞争对手在选举期间受点伤躺进医院，最后受雇者却让对方躺进了太平间。

　　尽管乐清市检察机关没有透露具体案情，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就在这个月月初，同省兄弟城市绍兴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绍兴新昌县原人大代表潘春红(现已停止履行职责)因在村委会选举时雇凶砍死对手，被绍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潘春红原为绍兴新昌县新市场村村委主任兼书记、新昌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今年年初，因行政区划调整，新市场村和周边的后谢村等合并为新市场行政村，并重新进行村委会选举。潘春红和原后谢村村委会主任盛某因竞选产生矛盾。

　　为赢取选举，潘春红指使外甥杨江等人压制盛某。4月15日，杨江纠集了约20人，在潘春红处好吃好喝后，受潘春红的指使持刀前往后谢村“教训”盛某。面对挑衅，盛某保持了克制，双方未发生大的冲突。未料杨江等人在返回途中偶遇盛某之弟，遂将其殴打了一顿。随后闻讯赶来的盛某和后谢村村民与杨江一伙人发生了冲突，杨江等人手持刀棍对盛某等村民进行砍杀。最终，盛某因多种锐器外力作用致右肺贯通、躯体多处创口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另有3人在砍打中受伤，其中1人重伤。案发后，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抓获了潘春红等人。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则在近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对组织、策划和参与此次事件的潘春红等15名案犯提起了公诉。

　　雇凶杀人也是恐怖主义

　　浙江温州之所以会较多出现这类现象，首先是私营经济发达，产生大量的摩擦、纷争。而沿海一带自古就存在很强的商业文化，在没有形成好的市场经济道德的氛围情况下，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大家向“钱”看的观念，唯利是图。其次因为雇凶杀人有很强的隐蔽性，涉及到有钱有权的人，很难进行调查。再者，某些地区存在很强的黑势力，这些黑势力很容易被财富利用，铤而走险。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存在一个“谁强就谁对”的潜规则。旧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官司费用高，而且在有理无关系、无官员说话的情况下，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赢。于是会出现一些侠客、刺客，来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是雇凶杀人、恐怖主义。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经济水平普遍比较低，雇凶杀人案很少出现。但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经济水平提高，富裕起来。有些人在自己的利益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会以金钱诱使他人为其杀人。一方面，富人群众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未接受到与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文化熏陶，出于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追求，他们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能背离原先的文化价值标准，而他们先天性的法律意识淡薄、市场及利益之争中衍生出的好勇斗狠心理以及金钱支配一切的幻觉，最终促使他们甘冒风险雇凶杀人。另一方面，被雇杀人者同样是出于文化滞后的影响，苦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等现实难题而得不到排解，往往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而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匮乏，他们更容易受到金钱引诱，甚至以此为生，这正是被雇者“市场”存在的主因。

　　(文／徐盛楠 周益　摘自《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