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可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最多)

　　广东的老板们90%以上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或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妹姐弟众多，初中高中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是文盲。他们可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说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所以最具冒险精神和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

　　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和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让他们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和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和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和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这样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营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正苗红。当邓小平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改革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小红帽”或者指定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的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土。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产权改革的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和耐性。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当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

　　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结。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

　　说牟其中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可能并不夸张。遥想当年老牟以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中国积压的商品从刚刚崩盘的俄罗斯换回飞机时，他受到多少商人、老板、青年，以及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的眼中，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一个具有魔力的人。而他自己也是“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可后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结太根深蒂固。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甚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辩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正苗红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里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经历“文革”洗礼的他们，即便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走廊上，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我们担心的只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文／王志纲　摘自《第三种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