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被动性是司法性质所决定的。但被动的法院并不失主动性，无论是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还是于判决的执行，司法都有很多主动的空间。而被动司法一旦主动则需要十分谨慎，朝阳法院的“强制执行式堵被窝”，被北京高院“叫停”即说明这一问题。

　　司法的主动性首先体现在案件的审判之中。案件的审判当然是针对个案，但个案审判的意义绝不限于本案，实际上它对社会起到示范效应。对社会上的同类案件来说，个案的审判实际上是在确立一种行为模式。“遵循先例”虽然没有被认为中国法律适用的一项规则，但法院对个案的判决却实实在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没有人敢于公然和法院判决所确立的规则“叫板”。

　　因此，法院在对一个案件作出判决之时，当然应当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但同样也不能忽略的是案件所依存的社会。

　　众所周知，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社会突出的一大矛盾。这种矛盾因源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比较复杂。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无疑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关系模式。

　　业主与物业之间频繁发生的冲突表明的正是这种社会需求。但我们的制度供给却不尽如人意。北京太平家园等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得不到“主动”政府部门的支持，业主不交物业费却被“被动”的法院“主动”执行。

　　须知，在业主与物业的博弈中，物业处于强势地位，业主则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业主的劣势不仅在于与物业的信息不对称，还在于业主的生存要靠物业，业主是“跑得出和尚跑不了庙的”。

　　因此，法院对业主的强制执行有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由于物业纠纷问题复杂，采取简单化的强制执行方式了事，也无助于我们确立一种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合理关系模式。

　　当然，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也在挑战着司法的权威，而司法的权威又是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我们抛开判决的正当与否不论，究竟应当如何强制执行呢？

　　强制执行是一种暴力手段，任何暴力手段都必须注意其正当性。一个正当的强制执行需要遵守以下规则：一是穷尽一切手段。也就是说，强制手段的运用应当是最后的手段，具有迫不得已的性质，在强制执行之前，可以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手段：说服、教育、训诫、劝导等等，只有在采用所有手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能够采用强制执行。

　　二是最小损失原则。强制执行是一种暴力手段，它对公民的权益构成最大的威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强制手段之时，也不能不考虑手段，还需要符合比例原则。

　　所谓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就是，所采取的手段与所针对的行为二者之间应当成比例。类似“堵被窝”、对人身的拘留等手段，很难说其符合比例原则。

　　三是要遵循伦理道德底线，不得逾越。对于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法院来说，即使是强制执行，也有其行为的道德底线，有些措施是不能采取的，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思维方式是强制执行中最需要警惕，也最需要防止的。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