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喀尔拉力赛不是一场单凭技巧和运气取胜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离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伤，富于韧性的战役和博弈过程，在某一种程度上讲，它能够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光芒变幻。

　　安迪·科尔德考科成了第28届达喀尔拉力赛的第一个捐躯者。他是为这个残酷的赛事牺牲的第23位车手。在9日从努瓦克肖特到基法、全长874公里的赛段上，这位摩托车手摔倒在离出发点250公里处，颈椎折断。

　　10日早上传来了这一噩耗。对于这两届达喀尔拉力赛来说，10日成了一个悲伤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早上，驾驶69号摩托赛车的侯赛·马努埃勒·贝雷斯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他是在6日从祖埃拉特到提吉特的赛段上受伤的。

　　死亡，成了达喀尔拉力赛悲壮、残酷和离奇的一个撼人心魄的注脚。

　　这一致命的威胁，就连这一赛事的创始人切尔利·萨宾也未能豁免。1986年1月14日，他驾驶直升机遭遇风暴，机毁人亡，享年39岁。

　　除了比赛成绩，死亡、受伤、退出，成了人们关注达喀尔赛事的三大内容。但是，如果我们从达喀尔赛事越来越兴盛、关注度在全球越来越大的事实来做一个冷静的分析，就会发现，比起其他赛车运动，乃至一般体育运动项目来说，它更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那就是，在最为恶劣、原始的自然环境里，人类向自身能力的极限发起挑战，用最残酷的方式来唤醒、激发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冒险精神，磨砺人的意志，考验人的耐力。这个冒险活动的参与者是一群最有勇气、技艺超群的人，因而受人尊敬和关注。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冒险和探索兼而有之的动力的驱动之下得以发展的。

　　达喀尔拉力赛不是一场单凭技巧和运气取胜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离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伤，富于韧性的战役和博弈过程，在某一种程度上讲，它能够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光芒变幻。

　　对于人来说，与其说达喀尔拉力赛是一场体力和车技的比拼，倒不如说是一次长时间的意志和智慧的锤炼；对于一辆车来说，与其说是技术的验证，倒不如说是可靠性的考试更为恰当；对于参赛的团队来说，与其说是一次荣誉和体验，倒不如说是一次提升管理素质的拉练。在去年，郑州日产总经理郭振甫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说(郑州日产)第一次参赛胜利跑完全程是偶然的话，第二次参赛获胜就是必然。”

　　圈内人士把达喀尔拉力赛比喻为“精神放牧”，我同意这个说法。去年12月30日，在巴塞罗那等待参赛车辆行政检查时，我发现还有一辆“挎子(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编号为250号)”、一辆很像老甲壳虫的雪铁龙老爷车(编号为400号)和许多装着四个小轮毂的沙滩摩托车。可想而知，它们是难以完赛的，但我们在达喀尔的玫瑰湖畔又看到了那辆雪铁龙老爷车，尽管它的编号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说明它已退出比赛，它可能是顺着公路跑到玫瑰湖畔的。明知不能完赛，这些车手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富裕的欧洲人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或者去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去徜徉呢？弄一辆车，花一笔改装费，甚至交一份不菲的参赛费，对他们而言，可能都不是什么问题，但赛事中的风险和恶劣的环境，他们应该是知道的。纵然如此，他们还要“搞笑”似地参赛，原因可能正如颜老兄所说的，他们要“放牧”自己的精神吧。

　　如果说是“精神放牧”只反映了达喀尔参赛者精神境界中个人心理上追求惊险刺激的一面，那么，车手之间扶困济危、甚至车队之间相互帮助的大家庭精神，则是一种“精神升华”。

　　帕拉丁车队已经参加了三届达喀尔拉力赛，不管是周勇、徐浪，还是卢宁军，在危难时候，三位中国车手都接受过外国车手的帮助，有时是别人用车把他们从沙窝中拉出来，有时是别人匀给他们一点油；反过来，三位中国车手也屡次向陷入困境的外国车手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这种互助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在充满绝境的达喀尔征程上所特别需要，也是当前我们这个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渴求的。

　　看达喀尔拉力赛，除了“玩”，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秦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