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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走单骑》当然和《十面埋伏》的观影体验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张艺谋的一次回归，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故事离我们的现实依然遥远。

　　文／卫西谛

　　《千里走单骑》讲述的是父子之情，场景在中国乡村。一个最容易感动人的题材和背景，可它带给我的感受却并不温暖。

　　一位日本父亲(高仓健饰)来到中国西南，想从一出民间面具戏(傩戏)中寻找到与久已疏远的儿子沟通的途径，但儿子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可以想象，父亲为了达到目的兜了多么大的一个圈子，而这一切显然都在为剧情服务。

　　那个父亲的形象，是典型的张艺谋电影的主角——“一根筋”。在这个已被模式化了的轨迹上，编导技巧圆熟地设置了各种障碍，用戏剧性成功控制着各个煽情的高潮点。故事的“职业性”勿庸置疑，我们可以说它很成熟，却不能说它很质朴。它太讲究技巧了，反而不够真实。

　　影片的感人始终只停留在最浅的层次上，因为它的情感核心和剧情之间实际上非常疏离。导演对高仓健父子之间心灵的交流在影片中的推进，显然把握得有心无力。人物情感的变化仅仅依靠高仓健的内心独白来完成，而他的独白几次三番说的都只是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因此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父亲是因为孤独和无助才重新认识儿子的，这显然缺乏说服力，以至于影片最后不得不动用旁白的形式，去念一封已经死去的儿子写给父亲的信来打动观众。这种直白的煽情方式只能呈现在银幕上，却达不到我内心，因为它是被硬生生“造”出来的。

　　可以说，《千里走单骑》没能用电影语言真正打通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完成观众对人物内心的认可。影片作为陪衬的那位村民，李加民对从未见面的私生子的思念显得更为苍白，作为陪衬的那些犯人们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过于虚假了。

　　另外，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几乎都借助于数码产品：DV、手机、卡式照相机，无论是父亲与儿子之间，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私生子与从未谋面的爸爸之间，他们的情感联系全部是由这些数码产品“寄托”着，甚至影片中最煽情的部分，也是由DV和照相机完成的。这也是《千里走单骑》给我带来“并不温暖”的感受的另一个客观原因。

　　一位日本影评人曾说：“人应该揭开面具真正的互相面对。这句大概是电影的题眼所在吧。可是我想要揭开面具的时候，看到的是又一张面具。”这句话似乎正命中《千里走单骑》的要害。

　　这部电影对张艺谋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和高仓健合作。高仓健在日本影坛据说被称作“云上的人”。的确，他在《千里走单骑》的身影十分高大，甚至给人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尤其他沉默地面对远山的时候。高仓健这个父亲的形象，始终处于在张艺谋的镜头中央，但对于观众来说，他始终是陌生的。只有当张艺谋将镜头对准那个乡村孩子杨杨(李加民私生子)时，一切才又活了过来，杨杨的形象令我们熟悉，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张艺谋最熟悉的。所以高仓健和杨杨在一起的段落也是这部电影最鲜活的段落，可惜这并非《千里走单骑》的灵魂所在。

　　《千里走单骑》讲的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但沟通最唯一的方式似乎就是语言。张艺谋对日语和中文之间语言障碍的利用乐此不疲，这一方面体现在高仓健这个角色上，而更集中地，是体现在片中当地导游邱林身上，有时我怀疑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所有的情节推进、所有的小幽默都由他“一口把持”。一个非职业演员的本色演出，反而成为影片最成功的地方。(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