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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电视娱乐节目在播放之际，遭遇前所未有的收视狂潮和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心态的高度关注，乃至升级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说，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前所未有的成功，不如说，当一个新鲜的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出现时，观众、媒体、学者、领导以及社会都猝不及防

　　本刊记者/戴婧婷

　　《超级女声》谢幕已有4个多月，回忆起今年夏天那场突如其来的走红与前所未有的火爆，湖南卫视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还会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一档好玩的娱乐节目怎么就火到无法控制，怎么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社会话题及复杂敏感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参与者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舆论与社会心态把超女推向“不可控制”

　　今年3月，湖南卫视开始运作2005年《超级女声》时，并没有对它寄予过高的期待。担任了“超女”导演的洪涛告诉记者，那时台里给他们下的收视指标是2个点(2%)，只是希望在《快乐大本营》《音乐不断》等栏目进入平淡状态时，用新节目来激活一下观众。

　　“我们当时还在想，去年已经出了安又琪、张含韵，今年还能怎么样啊？”湖南卫视大型活动中心副主任易骅如此形容最初的疑虑。一位负责宣传统筹的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去年一届炒掉了最初的新鲜感后，今年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做宣传。广州赛区的选拔就是在这样的低调中率先登场。

　　洪涛带领节目组驻扎在广州的一个小区，渐渐地，他听到周围的居民对“超女”的谈论越来越多。一直到被称作“拯救了流行乐坛”的周笔畅被炒得不断升温，他才突然发现“超女”已经红得有点出乎意料了。

　　“周笔畅有了自发组织的歌迷会，甚至还有从外地飞到广州的歌迷，我感到特别惊讶。因为国内一线歌手都没这么大的吸引力，做这些年歌友会，只有苏有朋一个明星引来了从外地跑到长沙的歌迷。”洪涛说。

　　5月1日，郑州赛区进入海选。湖南卫视将海选录像安排在深夜和白天播出，却丝毫没有影响郑州海选的“超女”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选手夸张的表现，评委李文君尖刻的言辞立即引发争议——事实上，关于所谓“审丑”、评委的刻薄是去年早就争论过的话题，但今年恰好在郑州赛区，与社会上对河南人的普遍偏见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集中爆发点。当郑州海选的录像被放到网络上之后，很快就成热门下载资源，网友自发搜集、整理的评委语录广泛流传。

　　一时之间，“超女”被笼罩在关于“审丑”的讨论中。最有名的是网上一篇题为《踩着少女的尊严舞蹈》的帖子，文中严厉地指责这个节目“抛弃了道义和责任”。尽管洪涛感到有些窝火，但节目组还是开始做出调整，“从杭州和成都赛区起，我们加强了对人性、鲜活个性等温情内容的挖掘。只要有体现真善美的地方，比如怎样追求梦想等感人的内容，我们都极力渲染。”这也让“超女”进一步区别于它所借鉴的原版“美国偶像”——“美国偶像”就是以评委和选手之间的冲突为一大卖点。

　　但是，5月12日成都赛区刚启动就发生了“意外”，让“超女”越发朝着湖南卫视无法掌控的方向发展下去。

　　“开始报名才两天，报名表还没有发出一万张，就有媒体说我们的节目导致万名学生逃课。”据了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成都一家报纸为了与力捧“超女”的竞争对手展开竞争，做了一篇《“超级女声”逃学选秀》的报道，四川一家网站转载时夸大地把标题改为《成都超级女声选秀火爆万人逃学报名》。这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将媒体的焦点转向了教育导向问题，一个电视娱乐节目立刻成了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靶子。

　　此事随即引起上级部门的关注。湖南卫视马上又做出规定，将报名时间安排在周末两天，而全国总决选时间尽量安排在暑假。

　　但这个时候，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已屡屡脱离了节目本身，演变成各种争议性话题。易骅回忆起当时的紧张依旧心有余悸，“一个无意识的、微不足道的动作都会被分析出很多意义，我那时真是不敢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不管我说什么都有可能被阐释出别的意思。”

　　就是在这样的谨慎状态下，她所在的成都赛区还是产生了新一轮风波。来自四川绵阳的选手黄薪在海选中身着红色漆皮衣裤的豪放表演轰动一时，她的演出片段在网上迅速传播，黄薪因此被网民称作“红衣教主”。恰与刚刚火热的“芙蓉姐姐”联系到一起，成了网络上红得发紫的女奇人。洪涛感慨道：“像‘红衣教主’这种封号明显跟政策导向出现了偏差，但这完全是观众给她封的，我们实在没法控制。”

　　尽管那段时间环绕“超女”产生了太多的负面消息，但这些负面消息的确给“超女”制造了话题，最后反过来推波助澜地让“超女”红到了街头巷尾，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奇特效果。

　　各种意味深长的解读导致不堪负荷

　　随着成都赛区涌现出一批富有个性、水准较高的选手，媒体的风向终于转到了正面，开始了对“超女”的疯狂追捧。7月全国总决选展开之后，“超女”俨然成了全国媒体娱乐版的聚焦点。

　　7月19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指出，“《超级女声》是很恶俗的节目。”处在风头浪尖的“超女”成了关注重点，湖南卫视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而这时媒体一波高过一波的追捧愈发增加了他们的压力。由于出席抵制低俗化座谈会的还有朱军、崔永元等央视名嘴，媒体立刻将此视作央视在面临“超女”高收视率冲击之下的反击，湖南卫视和“超女”被塑造为央视的挑战者。一位在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湖南这边的电视台最怕被扣上“挑战央视”的帽子，但只要一谈及这个话题，总做“出头鸟”的湖南的电视台总是首先被媒体抬出来。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加入这场大讨论中，对“超女”做出种种阐释，将这个电视娱乐节目隐约演变成了政治话题。湖南卫视为了“超女”引发的问题不得不数次和有关方面进行沟通。

　　进入8月后，伴随着淘汰赛越来越紧张，很多歌迷自发上街为选手拉票。关于“超女”会被“停播”的传言愈演愈烈，虽然它并没有真的停止，但对于制作者来说已经是如履薄冰。

　　迫于压力，选手的造型风格和选唱歌曲都发生了很大调整，从强调时尚感和个性化转变为强调简单、朴素。造型师不再给这些年轻女孩烫发、染发，不再采用鲜艳的颜色和夸张的造型，也不再给她们穿吊带、露脐装等性感服饰。节目组对选唱英文歌做出了限制，要求选手必须演唱一些中文歌曲，大量民族歌曲、校园歌曲和红色歌曲被列入了备选曲目。温情的环节煽了又煽，围绕一位选手的离去会做足半个小时。

　　很多观众抱怨“超女”最后变成了“春晚”，洪涛不置可否。事实上，这最后几场比赛，让湖南卫视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每一场比赛，台里所有领导都会到现场办公，工作人员私下里甚至希望收视率千万别再往上飙升，宣传人员则恳求媒体不要再来采访。当总决赛终于划上句号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明年“超女”或者“超男”能否如期举办，总编室主任李浩的答复是，“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批文。”据了解，即使能够举办，湖南卫视也会做出一系列调整，包括对选手年龄的限制，并改进演唱曲目、造型、台风等等，强化奋斗、励志等积极主题。

　　其实，需要调整的或许不是节目，而是看节目的心态。如今心平气和地回看“超女”，当初各方的反应过度亢奋、过度敏感了，无论观众还是媒体几乎都陷入了疯狂中。其实，它只是一个让观众乐了、让媒体和主办方赚了的电视娱乐节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