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3日电　台湾《天下》杂志在12月15日一期刊发以“香港再起”为题的系列报道。其中一篇《阿Sir　香港再起秘密武器》的报道称，长期下来，廉政公署(ICAC)与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会中塑立了强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转载如下：

　　三十年前，充斥贪污腐败的香港， 靠什么转变成今日以守法与效率著称？ 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能成为港片中让坏人腿软的ICAC探员？《天下》带你直击香港的防贪核心， 为你揭开神秘面纱。

　　前年，香港出现一个惊人的案例。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特首、政务司长下的第三号人物)因为妻子伏明霞(跳水奥运金牌得主)怀孕，换了一台较大的凌志房车；但因房车购于他宣布大幅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被传媒揭发，香港廉政公署开始调查梁锦松是否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守则。

　　前程似锦的梁锦松在加税前而非在加税后买车，节省了十九万港币(相当于新台币八十二万)，但这八十万却让年收入近千万台币的梁锦松主动辞职；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操守的要求，不打折扣。

　　梁锦松的贴身好友，也是台湾知名的投资银行家私下向《天下杂志》透露，当时梁锦松正准备发表香港二○○三至二○○四年度政府财政预算，要大幅增加汽车税，忙得不可开交；但管家在梁司长最忙碌时，提出夫人肚子渐大，有换车需要；“他根本是两个脑袋处理不同的事，没想那么多；这么有钱的人不会想去省那几十万，”这位投资银行家说。

　　香港的廉政公署与律政司是如何撑起它法治的清廉、公正与独立？

　　《天下杂志》深入香港，带你看看真正的阿Sir。

　　在中环一家停车场的楼上，灰蒙蒙亳不起眼，坐落着令香港人骄傲的廉政公署。

　　总部大门，石头刻印的“廉政公署”四个隶书大字，方方正正铭刻在水泥墙上。香港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称为“ICAC”(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顾名思义是以反贪污为目的而存在的组织。

　　在ICAC首席调查主任吴炳国的带领下，进入总部，跟着他的脚步左转、右拐、通过数个细长通道，让人昏头；“ICAC像是迷宫，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这位在三十一年前，学校毕业就直接加入ICAC的吴炳国，是ICAC最喜欢的用人典型，“刚毕业的学生很纯朴，又有正义感，”身材挺拔、着深色西装的他，带着酷酷又神秘的笑容说。ICAC总部里，有许多像吴炳国一样，一毕业就以调查员为职志的年轻人；调查员里女性比例有35%，或许是探员神秘的特质，她们多数削短发、穿裤装，不论男女都穿着深色套装，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带着几分神秘感。

　　在香港，加入ICAC是很神气的事；调查员都接受过证人保护以及神枪队训练。

　　二十六岁的钟智皓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本来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年多前报考廉政公署。虽然担任调查主任薪水只有两万多港币(约台币八万多元)，但他觉得，在ICAC可以有较大的贡献，而且也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有过看港片经验的人，对于ICAC一点儿也不陌生；香港警匪片中，偶尔都会出现一位阿Sir，伸直着手，拿出他的徽章说，“我是ICAC。”接下来的画面，观众几乎是可预测的，被盯上的人总手足无措、两腿发抖，因为只要被ICAC跟上，表示你正被调查中。

　　而且，香港人都清楚，不论你官做多大、事业有多庞大，没人能逃避ICAC的监督(No one is safe from ICAC)。

　　崛起——贪污曾让市民“苦茶满杯”

　　三十年前的香港，充斥着贪污腐败；ING安泰人寿台湾区总经理、出生香港的陈丕耀回忆童年时，走在香港的市集，会看到小贩交给警察黑钱。“警察每天拿十元，然后回警局一层层的分掉。”有点年纪的香港人都说这是“茶钱”，但讨生活的老百姓却形容这些贿赂警方的钱，对他们而言是“苦茶满杯”。

　　一九七四年，政府的贪污使市民的愤怒到了高点，当时的警队总警司葛柏因贪污，潜逃回英国，被压抑的市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

　　廉署成立两个月后，葛柏被引渡回港；当时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审的ICAC前执行处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回忆当日。他说，“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一刻，我才敢透一口大气！若当时不能把葛柏入罪，没人会对廉署有信心”、“没有廉署，今天香港仍是很落后的地方”。

　　现在，在香港谈到ICAC，本地人或外国人还是肃然起敬；“大家最怕被ICAC请喝咖啡，”香港人、台南成功大学毕业、现任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的黄至刚说。

　　虽然各国或地区都有类似的调查机构，但ICAC成功的主因之一，是它能拥有独立的调查权。

　　立威——不畏权势勇敢打虎

　　打击贪污的成功关键，主要是调查单位可以不畏权势，勇敢打老虎；在香港，这部份，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独立调查，以及律政司的独立诉讼与审判。

　　一九八九年，香港前联交所主席李福兆，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请时受贿为由拘捕，是著名的“打老虎”案例之一。

　　李福兆所属“李氏家族”是香港呼风唤雨的四大家族之一，李福兆是第四代。到现在，李氏家族的第五代还在香港法政界扮演重大角色。

　　廉政公署搜证足够的证据后，将罪证交由律政司长，由律政司长决定是否提起诉讼。

　　像李福兆当时的位高权重，律政司同样提起诉讼；来年，他被判受贿罪名成立，入狱四年。

　　这种不惧权势、打击贪污与不法的精神，在香港履见不鲜。长期下来，ICAC与律政司在香港市民社会中塑立了强大的公信力，也是香港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公信——引进外来力量制衡

　　在九七之后，如何维持公信力，有巧妙的机制。

　　ICAC与律政司都透过引进“外部专业”，避免行政的干预，也避免司法、调查权过度膨胀，确保裁判的公平。

　　在梁锦松的案件上，律政司请来英国御用大律师韦尔森，以及一位与梁锦松不认识的香港资深大律师祁理士深入此案。最后，两位都认为不应对梁锦松提出犯法的检控。

　　主要理由是，梁锦松当时因妻子怀孕，换台大一点的车是合理的，并非意图想避税或占便宜。

　　这个法律不起诉决议曾引起香港立法会部份人士的不满。律政司长底下的第二号人物、英国籍的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回忆，“当时他们接受了，因为我们请的是公正人士，案子被适当处理。”

　　引进外来意见的机制也同样出现在ICAC。ICAC的四个委员会成员，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委员会的功能就在“制衡”，避免ICAC调查权无限扩张。

　　其中，把关最严格的是执行处委员会，ICAC每六星期要针对所有的案件调查，向委员会回报；若查无实据、要停止调查的案件，一定要委员会同意才能停止；而每个案件送至律政司六个月若未结案，也要向委员会提出说明。

　　委员是荣誉职，担负监督的责任，没固定薪资，有的只是车马费，但许多知名人士都愿意贡献时间；曾担任ICAC执行处委员的律师胡洪玉就说，自己是把这份工作当荣誉，如果没有市民支持的文化，廉政公署不可能有勇气调查。

　　扎根——法治教育从娃娃教起

　　“世界透明国际组织”去年的廉洁排名调查，在一百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十五。

　　这个成绩对有过贪腐经历的香港人来说，是个宝藏，而这是香港社会花了三十年共同努力达成。

　　ICAC、律政司知道市民是支持他们执法的后盾，因而他们大力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广。ICAC每年六亿多港币预算中，有15%花在教育上；他们与幼儿园和小学合作“学校德育伙伴计划”，利用卡通人偶教孩子“自律守纪”、“诚实”，或是教导“金钱与物质”间的关系；这几年，香港的大学也陆续将“商业道德”纳入一年级课程。

　　在香港，反贪几乎是全民运动，见到不法而检举的风气盛行。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上，OK便利商店旁，黑底招牌衬着“廉政公署ICAC”的大红字，红黑分明映入眼廉。香港台湾工商协会会长罗安琪，从对街楼层向下望说道，“香港的廉政公署就好像台湾的区公所一样，到处都是。”

　　从香港岛、九龙、新界，ICAC有八个办事处，都设在热闹的街道上，让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诉报案；而且ICAC设有二十四小时的举报中心。

　　公平——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目前高达七成五的贪污检举都是由市民具名报案，比例之高，显现民众对ICAC的信心。

　　在中环汇丰银行总部三十四层楼、总裁郑海泉的秘书卢陈秀谈到香港法治，她信心满满地说，“因为香港有像ICAC的组织，让我们有个公平的环境，只要努力，透过教育，可以出头天。因为有个公平的平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资本主义发展极致的香港，因为有了法治，建立清楚的游戏规则，不致于紊乱；也因为法治精神，香港能挺立成长。(摘自台湾《天下》杂志；作者：李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