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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公民的概念，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熟年单身’就可以出现了。”

　　“人类文明史，就是单位史。打猎的时代、种地的时代，都是如此。在这些时代，单身活不下去。连和尚、尼姑、道士都是有单位的，他们的单身是职业特征，职务行为，不是真正的单身。”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总编辑李扁认为，什么时候有了公民的概念，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熟年单身”就可以出现了。

　　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个人对个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另一条是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中国单身进化路线

　　“一种与传统的游戏规则相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犹如生命力极强的热带藤状植物，枝叶茂密地在我们的周围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挣脱了婚姻纽带之后，男人和女人将怎样生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一书中，描述这种越来越被中国现代都市人认可的单身状态。

　　葛红兵介绍，中国高层单身的进程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渐进的。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生活的自由度很低，单身成为了众矢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单身分不到房子，一些人为此被迫结婚。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社会对单身生活的容忍度在增加，经济上的逐步宽裕也为“熟年单身”提供了可能。特别是1995年的上海，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女性单独拿到了房屋补贴，成为单身族的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一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熟年单身”从一种另类变成一种常态。事实上，单位情结的瓦解，人口流动的频繁，导致熟人圈子的缩小，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等都在加剧“熟年单身”群体的壮大。

　　在北京一所师范大学任翻译的郑华接近知天命之年，7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单身招致了很多猜疑，“有人会觉得单身是不是没本事？或者生理有问题？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但渐渐地，郑华不再扎眼了，反而有朋友羡慕他的单身状态。

　　大学毕业留京后，如今31岁的公司职员陈贝主动选择了单身状态。陈贝表示，客观上现代社会的一切变迁都在助长单身风气，比如远离家庭、工作繁重、其他娱乐和交际方式的过多等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陈慧平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待“熟年单身”的成因。她认为随着高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当生育不再与婚姻的传统模式紧密结合时，原本息息相关的人类繁衍、生活、爱情、性爱和亲子关系被打破，‘父将不父、母将不母、子将不子’的局面将可能出现。”其直接结果是传宗接代的概念被时代弱化，而曾因此备受道德压力的中国单身将越来越轻松。

　　单身的“三三开”未来

　　“在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你对一个单身母亲说你真可怜，你这个人就不配当政府官员。”葛红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历时两年对城市单身群落的采访调查中，深有感触：一是没有想到在中国底层单身贫困这么严重；二是没有想到单身产业发展这么庞大，俱乐部、婚介所经营如此混乱，单身者受到残酷剥削，常常被商人利用，特别是很多单身女性缺乏经济和法律保护。

　　葛红兵认为，需要从“制度设计上”保护单身者的利益，乃至由国家对此进行经济援助。葛红兵说，虽然单身正在中国逐步成为常态，但是社会宽容度还远远不够。包括我们人生过程中填写的数不清的表格，均要标注“婚否”，就是一种明显的单身社会歧视。至于单亲家庭更是没有得到必要的扶助和社会接纳。家长对“熟年”子女仍然施以巨大压力；社会的福利措施又往往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对于单身实施的其实是“惩罚性福利”。以北京一些国家机关为例，至今不给单身女性相应的房屋补贴，“熟年单身”还必须与众人一起栖息集体宿舍的例子不在少数。

　　而在新加坡，“熟年单身”逐步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比如政府组屋，即公家津贴盖的廉价房，原本只能够由夫妇或家庭(如父母子女)购买，如今超过35岁的“熟年单身”也可以购买。

　　旅居上海的台湾作家蓝怀恩表示，与台湾“熟年单身”相比，大陆单身的民间生存氛围也有待改善，“可供成长和发泄，甚至打发时间的管道太少。”蓝怀恩介绍，台湾“熟年单身”志愿者比较多，相关社团更是多得不得了，她自己就曾经为此开过写作班，很多单身女性来，不是为了当作家，完全是抒发写作爱好，寻找生活的乐趣。

　　葛红兵说，只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社会宽容度进一步增加，且社会福利、相应法规完备下的单身，才能够真正称作是达到了自由境界。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观念开放的过程。他预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单身将会越来越多，也许能达到三三开，即三分之一的人结婚，三分之一的人非婚同居，三分之一的人单身，但是有多性伴侣或者是无性伴侣。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学者陈慧平认为，从被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势来说，“像许多社会现象一样，单身现象的规模、程度及趋势最终符合的将是自然历史规律，而不是以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对单身者没必要推崇，但也不应该歧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荣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