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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围绕在韩国克隆先锋、民族英雄黄禹锡身上的光环终于褪去。2005年12月15日，韩国“克隆之父”、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正式承认，其研究小组于今年5月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所说的胚胎干细胞，大部分并“不存在”，并要求《科学》杂志撤销该论文。

　　黄禹锡研究小组于5月19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宣布，首次成功利用11名不同疾病患者身上的体细胞克隆出早期胚胎，并从中提取了11个干细胞系。

　　论文作者之一、韩国米兹梅迪(Mizmedi)医院理事长卢圣一在接受韩国KBS电视台采访时说，“黄教授称培养成功的11个胚胎干细胞中九个确实是假的。另外两个也不能确定真假。”

　　遗憾、震惊、痛惜，或者正如韩国人所说的，将12月15日视为韩国科学界的“国耻日”。但是，这决不是幸灾乐祸或说风凉话的时候。因为弄清这样一位被视为“民族英雄”的研究人员或科学家为什么要作假，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黄禹锡为什么要作假，而且是在世界尖端科学领域，同时又是敏感的“科学雷区”踩雷？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黄禹锡自己能回答，但事情的起因总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除了黄禹锡自己要负责任，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和大而言之的“民族主义”心理，都是推波助澜的罪魁。

　　继今年5月20日黄禹锡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用病人的皮肤细胞克隆出了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的成果后，又一发而不可收拾，于2005年8月3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道，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条克隆狗“史奴比”。

　　求真是科学的基本精神

　　于是黄禹锡迅速成为韩国的的民族英雄，同时成为振兴韩国的科学巨匠。于是大韩民族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重任和希望都落到黄禹锡身上。除了韩国媒体，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黄禹锡是怎样从人生和科学事业的方方面面，演绎了另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传奇故事，或者从“灰姑娘”登上王子宫殿的神话。

　　黄禹锡的出身贫寒、苦读成才和刻苦钻研的故事，打动了所有立志于为神圣的科学事业献身的人们。

　　但是惟独人们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以求实的态度和方法验证黄禹锡的研究是否属实，哪怕是怀疑或提出一些问题，黄禹锡为什么得以在世界尖端而敏感的领域会如此迅速地取得丰硕成果。有时候，常识不会管用；但有时候，常识也管用。而怀疑的精神同样是科学精神之一。

　　作为一般公众，无法也不可能验证黄禹锡的研究也就罢了，可是科学界和科学共同体，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或提出一些问题呢？如果早一些提出问题，也许黄禹锡不至于会在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谢幕，韩国人也不会感到是“国耻之日”。

　　社会心理同样要对黄禹锡造假负责的，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实。早在报道黄禹锡的研究有违生物医学伦理(接受其下属的卵子并付费)时，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MBC)就因此而被迁怒。在韩国，群众发起了“我爱黄禹锡”运动，抗议报道的电视台，并同时逼迫电视台公开道歉，承认他们有违“职业道德”才算完事。

　　但如今，到底是谁有违职业道德已一清二楚。从民众的抗议举动所看到的是，黄禹锡是振兴民族科研的英雄，承载着他们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希望，而媒体的揭露真相或质疑的报道可能不仅毁了黄禹锡的、也毁了一个民族的诺贝尔奖之梦。

　　然而，所有的梦想都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并同时受制约于保证这种梦想实现的职业伦理──实事求是。

　　不过，尽管这位英雄现在倒下了，黄禹锡仍然是英雄。因为他敢于认错，这正是纠正错误的良好开端。(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