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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戴婧婷

　　80年代末，随着《代号美洲豹》(张艺谋)《摇滚青年》(田壮壮)等片的娱乐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中国电影人第一次市场化探索陷于尴尬。90年代初，张艺谋凭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相继获奖，才另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生存之道——借助艺术片海外获奖迂回进入市场。

　　陈凯歌其实也在走同样的道路，只是一直不太成功。那时，他在中国影坛的地位早已勿庸置疑，《黄土地》《大阅兵》和《孩子王》等影片以对中国电影美学思维的革新和厚重的文化反思赢得了评论界的交口称赞。但是这些哲思理想高度饱和、常规故事高度稀释的影片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相当复杂沉闷，西方观众就更难懂，所以这一系列作品屡屡未能得到国际影坛的认可。拍到《边走边唱》，陈凯歌艰深晦涩达到极限，再度冲击戛纳大奖铩羽而归把他逼到了做出改变的关口上。

　　正在这种情势下，《霸王别姬》成了陈凯歌电影生涯的转折点。

　　挣扎在市场野心和个人表达之间

　　据说陈凯歌刚接到《霸王别姬》的剧本时并不想拍，制片人徐枫花了200多个小时来说服他，“当初他并不喜欢《霸王别姬》的剧本，认为这是个很通俗化的故事。”陈凯歌犹豫了一年半才答应接拍。确实，李碧华的原著只是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说，但角色经历的中国现代社会变迁却给了他创作空间，去加入其标志性的历史反思。也正是这部电影让陈凯歌第一次直面个人的创伤体验，回忆录《少年凯歌》中描写的文革浩劫搬演成银幕上的惨烈戏剧。

　　1993年，《霸王别姬》摘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陈凯歌终于在国际影坛登堂入室。这樽奖杯不仅仅是对其艺术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为陈凯歌带来了资本市场的“敲门砖”和发行市场的“通行证”。从此之后，他开始坚定地走国际化路线，《霸王别姬》就是他最大一张王牌。

　　《霸王别姬》的成功让陈凯歌的创作观念也开始转变，他开始相信，“拍电影不需要那么极端，或者商业，或者艺术。影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坏事，它证明你有更大力量征服观众。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深入浅出，拍得好看，但同时也要保持自己。”但实际上，这种在娱乐和艺术上的平衡很难把握，此后十年间，陈凯歌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再一次取得这样完美的协调。

　　就在《霸王别姬》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1994年，进口大片正式进入中国影院，中国电影人真正看到了市场的残酷。另一方面，国际影展对中国第五代的兴趣已经减弱，张元、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的“体制外”的生存方式和个体表达成了新的焦点。这个时候，陈凯歌沿着《霸王别姬》的路子开始制作《风月》。

　　作为《霸王别姬》之后的第一部电影，《风月》注定受到高度期待，而陈凯歌也丝毫不敢松懈:编剧由一直坚称绝不触“电”的王安忆坐镇，摄影和造型设计请来了当时刚刚凭借王家卫电影正火的杜可风、张叔平，台前的张国荣、巩俐和幕后的赵季平、徐枫都是《霸王别姬》的老班底，这样的阵容显然是为超越《霸王别姬》而去的。

　　可这部陈凯歌经历波折最多的一部电影，也成了他最无声无息的一部作品。预算高达4000万港币，题材十分时尚，影像绝对华美，上海拆白党、旧式大家族畸恋的故事足够传奇，最终却因未通过审查“意外死亡”。在戛纳影展上也一无所获。

　　之后的《荆轲刺秦王》，耗资8000万人民币，由李雪健、巩俐和张丰毅主演，连小配角都动用了赵本山、潘长江，卖点十足，显然充满了市场野心。陈凯歌本人也声称，“《荆轲刺秦王》是一个拍给全国老百姓看的故事，是部地道的大众电影。”可同时他仍舍不得一贯的精英化立场，把自己对人性、权力和历史的思考填塞其中，厚重程度几乎超过了《霸王别姬》。

　　1998年《荆轲刺秦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看不懂”“跳跃性太大”“人物太复杂”的批评声浪一面倒。陈凯歌不得不将影片重新剪辑，1999年才正式上映，仍未能挽回局面，在当年国产片票房排行榜上仅列13位。当他雄心勃勃再度进军戛纳，也只得到了一个技术奖。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之处在于陈凯歌的三心二意，在好莱坞风格和欧洲风格之间犹疑不定，左右为难，让影片被市场野心和个人表达的愿望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不过，陈凯歌由此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模式：高投资、古代历史题材、恢弘的大场面、华丽的服装场景、乃至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映式，这些元素都被张艺谋借鉴到了三年后的《英雄》中。不同的是，张艺谋完全抛弃了陈凯歌式的思辨，娱乐得更加纯粹。

　　十年“磨难”后的一场豪赌

　　2000年，《卧虎藏龙》横空出世，给中国电影送来了一剂救命药，想学好莱坞的中国影人终于摸着了门道。受此启发，张艺谋推出的《英雄》创下了至今无人能破的2.5亿元票房记录，也创立了中国电影自己的巨片模式。而在这段时间里，陈凯歌则以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举动告别了自己艺术与市场的挣扎，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急需商业电影。”

　　2000年，一直声称不愿做“职业导演”的陈凯歌接受米高梅公司邀请，远赴英国执导《温柔地杀我》。“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在美国工作，同时我也想看他们怎么去操作一部电影，并将它成功地介绍、推广给观众。”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行动算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这部影片可谓完全失败。浮夸的情色场面无法掩饰陈凯歌对于西方文化的隔阂，在一片恶评中米高梅公司甚至没有让它进入美国的主流院线，只以发行DVD草草收场。

　　从好莱坞归来后，陈凯歌出人意料地拍起了电视剧。《吕布与貂婵》其实是他对大众趣味的一次主动探寻，不但采取流行的历史戏说方式，还吸收了动漫风格。但这部耗资1500万元的电视剧实在是代价过于昂贵的尝试：该剧在一些地方台开播不久后，就被勒令“修改后再播出”，原因是“戏说味太重且血腥暴力场面太多”。再历时4个月、花费100万元，电视剧修改了800余处，修改后更名为《蝶舞天涯》才与观众见面。制片人陈红都承认“这是一次惨痛的经验”，陈凯歌为自己的市场化探索又交了一笔高价学费。

　　2002年，陈凯歌暂时收起了他的“求大”之心，放低姿态拿出了一部中等成本电影《和你在一起》。影片的意义其实根本不在于他开始表现现实、表现平民，而在于他终于找到了最大众的表达方式，呈现出较以往罕见的轻松、流畅，完全一派经典好莱坞风格和类型化角色。这部影片被影评人称为“妥协之作”，因为它确实太煽情、太刻意，又太不“深刻”，但2000万的票房却证明这一次他终于抓住了市场的脉门。

　　《和你在一起》的成功给了陈凯歌继续步入市场的信心，让几经探索元气大伤的他再度决心放手一搏，去追赶张艺谋的商业化脚步。

　　《无极》，就是他在自我挣扎十年后，给自己下的最大一次市场豪赌，现在，这场耗时三年的赌局就要揭开它的底牌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