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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洁若

　　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持续了长达66年(1933—1999年)，由于萧乾以言获罪，巴金与萧乾足足有20年没有来往。1966年9月，巴金致萧乾的信(一百多封)全部化为灰烬，萧乾致巴金的信，奇迹般地保存下11封。1977至1999年，二人鱼雁往还，又积信至125封。

　　萧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后，出过他好几本书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约我编一部《萧乾家书》。从萧乾写给儿子的二百多封信中选出来的67封，记载了1977至1998年这22年间萧乾对儿子的鼓励与殷殷期待。可以说，没有萧乾就没有萧桐的今天。巴金只长萧乾六岁，是朋友关系，当然不同于父子。但自从1933年底在北京结识以来，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严厉的兄长一般关怀着萧乾，他对萧乾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金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为萧乾照亮着前进的道路。我是1953年与萧乾相识，转年5月结婚的。45年的共同生活中，我知道萧乾心中始终有座神龛，里面供着巴金。

　　婚后，我们过了三年多风平浪静的日子。但除了1956年到处跑了跑，写了几篇东西，萧乾基本上坐的是冷板凳。每逢巴金到北京开会，或出国经过北京，他必请朋友们到餐馆去吃饭，聚一聚，把萧乾和我也邀上。对萧乾来说，那就像是过节一样，情绪必然会好上几天。

　　1957年，萧乾由于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二文，而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批判文章陆续见报，全国尽人皆知。正当他被整得惶惶不可终日时，7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通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文艺界人士，把他也邀上了。那天最使他感动的是还没跨进大厅，巴金就直奔到他身边，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坚持紧挨着他而坐。巴金充满友谊地宽慰并勉励着垂头丧气的萧乾。直到周总理在台上用目光扫视全场，大声问：“巴金呢？”巴金这才走到前面去。总理在讲话中，先后两次问吴祖光和萧乾来了没有，并且亲切地依然称他们为同志，要他们“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

　　然而，后来我听录音时，这些地方一股脑儿洗掉了。对他们的批判并未松劲。转年，祖光被发配北大荒，萧乾则被押送到渤海湾的柏各庄农场。在三年三个月的监督劳动中支撑他的，除了北京那个稳定的家(我们每周通两次信，都编了号。我的信中还经常附有孩子们的信、画和照片)，就是总理的关怀(他晓得总理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巴金那比黄金还珍贵的真挚友谊了。

　　1961年6月从农场调回北京，以及1964年摘帽后，萧乾都和巴金通过信。

　　十年浩劫期间，巴金的遭遇比萧乾还惨。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向冯雪峰和萧乾对巴金进行外调。萧乾是以好兵帅克式的机智来对付那些外调人员的。第一次，他们吹胡子瞪眼，硬说萧乾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则威胁他要“后果自负”。反正萧乾既没按他们的口径来写“材料”，却也没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来大打出手。(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女编辑谭家就是因为与外调人员硬顶，被打得脸紫头肿，导致严重的脑震荡。古典部一位老编辑则不吃眼前亏，完全照外调人员的要求来提供了伪证。几年后，那个案子推翻了，另一批外调人员又从广东赶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要求他写事实真相。前一次“伪证”属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其本人并没受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