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行了严格的鉴定会。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可能很快会拿到结晶，非常想抢先发表全合成论文，但以汪猷为首的一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最后结论只是说“可以认为已经通过人工全合成获得了结晶牛胰岛素”，会后也只是发表了一份简报。

　　杜雨苍、钮经义、汪猷等人接着又争分夺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产物，并对其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检测。在一切能获得的检测数据都齐备后，他们以集体的名义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别用中、英文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结果。在此期间，借赴华沙参加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机会，龚岳亭、邹承鲁、王应睐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果。

　　他们的论文和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J.C.Kendrew)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还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参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国，并发表评论：“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家确切地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是后来的事。1972年，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在当时全盘否定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等的左倾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委婉地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

　　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9月，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汇报，请他加以关怀。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也来信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这一次，对多方涌来的相同建议，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的指示下，从1978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

　　胰岛素工作的参与者人数那么多，单骨干就有十余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劳更大呢？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

　　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国的卡佐亚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最后决定：“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查恩和卡佐亚尼斯的情况。他们于1958年开始做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有时候还只是单兵作战，仍分别于1963年12月、1964年初发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简讯，查恩还在中国之前于1965年7月发表了全合成论文。尽管他们承认是中国第一个合成了结晶胰岛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们还在分别宣称是自己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岛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个候选人之后，杨振宁、王浩、王应睐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

　　对于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

　　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上述原因中，候选人过多说显然是错误的，时间过得太久说也经不起推敲，对诺贝尔奖而言，获奖距离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约12年的时间。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关于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对我们有歧视心理，这无从检验。但是，对于一个享誉百年、未曾出现过明显歧视现象的大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猜测。

　　如果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么，它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所要求的水平？

　　40年后，专家再论人工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之缘

　　事情的关键转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意义和价值上。对于这个问题，自工作刚完成时起就有不同意见。

　　邹承鲁、王应睐等生物化学家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评价极高，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蛋白质，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新纪元；它表明我国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已在世界上领先。曹天钦更是宣称，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历史上，这个成果是继从无机物中取得了第一种有机物尿素之后而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往再高一级飞跃，人工合成第一个生命物质也不会是很遥远了”。

　　而汪猷、邢其毅、黄鸣龙等有机化学家则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他们说：“我们所合成的胰岛素，只是合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说它是蛋白质也无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义。应用到的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创造，不能认为在合成物质上有什么新的飞跃。其次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只能说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罢了。”

　　由于分歧太大，国家科委不得不改变参会专家，于1966年4月为这项工作举行了第二次成果鉴定会。此后的宣传，可以明显看出是曹天钦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开始这项研究到争取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三四十个春秋。如果再开一次鉴定会或总评会，当事人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专家又会如何看待这项工作呢？带着这个问题，自2001年以来，笔者访问了不少专家，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张友尚院士(拆合组成员)：有人评论胰岛素合成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不太对的。因为原子弹人家是不会让你学的，它是严格保密的；而我们做胰岛素嘛，有些方法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已经有了的。胰岛素合成的成功，其经验在于善于利用已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难题，我们将它解决了。

　　施溥涛研究员(A链北大组成员)：就拆、合而言，贡献比较大，可这个东西人家先发表，虽然没我们做得好……但诺贝尔奖的评选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创造性，要有大的创新；二是对以后的工作要有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后面这点。对胰岛素合成而言，它有影响，但不及其他几个获诺贝尔奖的成果影响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合成两段多肽、通过二硫键重组将这两段多肽连接成蛋白质。

　　我认为前者和现在的基因重组一样，只是一种科学工程。虽然在合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术路线在1953年就已经由美国的维格纳奥德(VincentduVigneand)解决了。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二硫键重组在科学上的价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C.B.Anfinsen)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发表，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而且在探讨其理论价值时还局限在胰岛素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基本只能算是安芬森观点的一个佐证。事实上，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因为，需要追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看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未能获诺贝尔奖有令人惋惜之处，却并不值得愤愤不平、怨天尤人。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了。

　　【转载自《中国青年报》；文/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之一，熊卫民、王克迪合著的《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一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