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忠信是孔子乃至儒家从个人修身到平治天下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理念。这在《论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为政篇》载，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而輗与軏都是车子架牲畜用的横木所必需的零件。没有輗与軏，也就无法套住牲畜，车子自然也就走不了。孔子用这个来比喻“人而无信”，实际上也就是把“信”视作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的品质。

　　个人操守是治国基础

　　　不过，如果我们把“信”仅仅当作是孔子心目中做人的基本要求，那显然不够。《公冶长篇》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由此看，在某种程度上，“信”也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一种理想，体现着儒家在平凡之中寻找崇高价值的思想格调。

　　　除了将“信”视作个人修身的操守，孔子也将“信”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如《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正因为如此，孔子非常重视“信”的教育。《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是在孔子的教导下，他的学生也很重视“信”。如《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很好的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对忠信的大力提倡，事实上也是来源于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记载着一件在春秋时代非常典型的事件：晋文公与士兵约定三日之内攻取“原”地，因而只带了三天的粮食，结果时间到了，“原”却没有攻下。虽然谍报人员说再围攻一点点时间“原”人就会投降，但晋文公为了取信于民，还是下令撤退了。类似的事件在春秋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史不绝书。也足以说明孔子对于忠信的重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每天都要去实践

　　　说到孔子及其门人的忠信思想，它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儒家思想的实践性。换言之，对于孔子及其后学而言，思想与信仰并不是口头嚷嚷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感与体验。据《朱子语类》卷137所载，朱熹有一次曾对学生评价唐代的韩愈，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的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作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朱熹对韩愈的评价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从其品评的标准看，显然要求对于儒家经典中的论理道德，不仅要在“言语”上做，而且更要在“每日工夫”中做。试问，一个思想家连自己都不肯将他宣传的道德付诸生活实践，由此证明他忠信于他的思想，那么，谁又肯相信他的布道呢？

　　被胁迫的约定毋须遵守

　　　说到不忠不信的事儿，孔子其实也做过，而且做得漂亮。如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此外，据《子路篇》载，孔子还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显然是主张，有些时候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但其原因是甚么呢？原因就在于儒家的忠信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符合正义。《学而篇》载有子之言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之所以不遵守和蒲人的誓言，就在于他是被胁迫的、在非正义的情况下而盟誓的。因此无须遵守，如果遵守，那就“硁硁然小人哉”了！当然，说到这不善于灵活应用道德原则进行权变的“硁硁然小人”，孔子认为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也属不易，因而依然视其为“士”。比较一下我们当代某些以新儒自居的人，想想他们的心口不一，言行相左，那么，孔子的这一评价不是很合适的吗？

　　来源：香港《文汇报》,略有删节 文：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