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南方日报》报道，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有了新的变化———一些城市富人名人将超生准生证视为是可以买卖的“商品”，他们不在乎交纳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大胆甚至公开超生，成为“超生新贵”。

　　笔者认为，产生“超生新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些城市新兴社区，左邻右舍互不相识，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不熟悉每家每户的情况，一些不受“单位”控制的私企老板、自由从业者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超生“庇护所”。

　　“超生新贵”让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遭遇了新难题，也随之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来，“新贵”的大肆超生，是对我国人口“上限”的挑战，并对人口控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次，是对国家法律政策的公然挑战，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平等；再者，富人有钱就生，将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为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

　　“超生新贵”现象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由于现有的经济杠杆手段难以制约富人们的超生行为，因此，只有通过针对性地改革现有法规，并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才有可能使“超生新贵”现象得到控制，如加大城市社区管理，不让任何地方成为计生管理的“死角”；增加社会抚养费的数额，让富人超生不起，等等。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不管富人、准富人，还是穷人、准穷人，都必须遵守！富人虽然有的是钱，但富人没有超生的特权。

　　(来源：齐鲁晚报，作者：惠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