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将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在此次“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两字之差，却蕴涵深刻含义。可以预见，今后五年，把经济建设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必然带来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科学发展的成果也将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

　　　依赖简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很多地区的大部分百姓迅速摆脱了贫困，并且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然而，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期”的同时，同样面临着一个“矛盾凸显期”。

　　　一些企业和地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屡屡造成污染事故，甚至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企业改制等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百姓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并且加剧着贫富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绩的面子工程中，与民争利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类问题，已经与发展的根本目的相悖。

　　　未来五年中，上述种种已经凸显的矛盾，将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之下，发生深远的改变。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5大类目标中，直接涉及百姓利益的内容就有3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未来五年，这些目标的逐步实现，直接带来百姓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在评价“十一五”规划时表示，过去，制定目标重点在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到经济计划中。而现在，则将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放到其中。相对于过去来讲，是个质的区别。

　　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有媒体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新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步”战略。但是，20多年来，“先富论”一直占据着最显著的位置，“共同富裕”在绝大多数场合只能算是前者的一个点缀。

　　“十一五”规划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特别是强调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特别要高度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些论点的提出都为人们更加认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提供了启示。

　　经济学家胡鞍钢分析认为，“穷人经济学”将是“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未来五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说：“‘十一五’期间，政府将从宏观政策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一个社会只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穷人们感到他们不是越来越穷，而是与多数人一样正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这就离我们所设想的和谐社会越来越近了。

　　扩大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也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一项严峻课题。

　　“十五”期间，中国城镇就业状况得到改善，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呈递增趋势。然而，据有关部门预测，从2006年至2015年，全国城镇每年将新增550万劳动力；按年城市化速率1%，城市每年需要接纳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1000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入改革，再就业劳动力将有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而根据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就业岗位在1000万人左右，就业人口增速快与就业岗位增速慢不相协调产生的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对此，“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强调，要在巩固“十五”期间取得的成果同时，不断加大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落实中央财政保障补助资金，继续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中小企业，并加强就业优惠政策和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多种形式就业，建立促进扩大就业的有效机制。关于企业裁员问题，要完善机制，避免把富余人员集中推向社会，今后，企业裁员还将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指出，要想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就业模式上增加它的灵活性，更多发挥中小企业，尤其是规划建议中提到的服务业以及各类非公经济在吸纳就业当中的作用。加快建立政府扶助机制，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积极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预计将新增就业4500万人。

　　看病上学：难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五中全会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要求十分明确，切中时弊。

　　日前，记者在北京某著名医院看病，给记者看病的那位医生说，像这种常见的感冒症状，花1500元也是看，花20多元也是看，都能看好，关键是前者让医生和医院赚了钱，受损失的是病人。这位医生还透露，有些医院的医生因为开大药方，每月能拿1万元的奖金。

　　这位医生说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近年来，药品流通环节的混乱屡屡见诸报端。全国1.7万多家药品流通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企业对医院院长、药房主任、临床医生、药剂科科长等搞“公关”，牟取暴利，并将“公关”成本转嫁到患者身上，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

　　对教育，家长最舍得投资，因为家长可以吃得差点，但是对于小孩上学总希望上好一点的学校，而学校抓住了这一心理大做文章，让老百姓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上学难、学费贵等问题令不少家长深为头疼。

　　五中全会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提出，“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按照这样的规划目标，老百姓的一些切身生活难题将得到妥善解决。

　　就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刘书林表示，医院绝不能让医生去创收，国家应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统筹解决这类问题。

　　针对如何解决由于教育体制上存在的弊病造成上学难、学费贵的问题，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教育部门开出了一个药方叫“一费制”。“一费制”实际上是三个明明白白：“学校明明白白收费，家长明明白白交费，舆论明明白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