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8日电 最近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危机作为人类社会现象开始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中国也不例外。国务院今年7月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要求。这表明，非典危机和禽流感疫情，以及近年来一系列或自然或人为的危机现象，正在塑造新世纪中国危机文化中的政府形象。

　　文章称，危机应对的成败，事关上至政府、社会、经济的大局，下至百姓安居乐业的秩序，因此从来不能只是单纯行政事务、政府行为、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措施所能奏效；危机文化的社会应对，即危机状态下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大多数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实际心态，对政府为主导的危机应对措施的思想认同、理解与支持、参与与配合等，占有关键性位置。

　　北京奥运面临危机文化的威胁，例如日本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公然号召世界抵制北京奥运会，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始终没有放弃在2008年推出重大分裂性措施的图谋。奥运会历史上的一些场景人们无法忘怀：第二十届慕尼黑奥运会，一声爆炸酿成血光之灾，夺去以色列运动员的生命；第二十一届蒙特利尔奥运会，留给全体市民的是至今尚未偿完的债务……重大国际性主题文化活动有着对人们的心态以及国际舆论环境强烈的依赖性和脆弱的承受力，当年苏美两国相互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都使应届奥运会含金量大为降低；伦敦爆炸案，已使刚刚因荣获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而踌躇满志的英国旅游业，一下跌入萧条的低谷。

　　北京奥运会面临的情况是，国内外对北京奥运会存在过高的期望值，长期以来又形成了“首都不能出事，不会出事”的意识，不完备的教育舆论引导，以及危机文化传播的不足，又带来“赢不起也输不起”的社会心态，以政府为主导、为主要动力的奥运筹办过程，又发散出“志在必得、志在必成”的单向信息。如此等等不符合危机应对规律和危机防范条件的现象，反映出奥运文化准备之中对危机文化的准备，的确是十分薄弱的环节。这应该迅速引起政府与社会对危机文化的重视，用预案和训练提高全民的应对能力。(沈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