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对于很多人来说，巴金是一个久远的名字，但事实上，直到去世时，他还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作协主席

　　巴金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开，许多人才发现，长寿的他几乎已经被世俗社会遗忘了。

　　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一百多年历史，这在中国作家里屈指可数——他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1978年思想解放，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等，中国上世纪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时刻，都在巴金的人生中留下了痕迹。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巴金研究学者周立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巴金等知识分子是“五四”后的第二代，第一代是鲁迅等人。

　　另一种说法是：巴金是“泛五四一代”的最后一个作家。

　　最后的“五四一代”作家

　　巴金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并不像一些书里渲染的那样家境清贫，他的父亲曾做过知县，以爱民著称。据《巴金传》(徐开垒著)描述：那时巴金经常看父亲审案，不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犯人被判重刑后还要跪下千恩万谢。巴金不理解，明明被打了还有何恩可谢呢，应该愤怒才对啊——晚年时巴金才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是一种人的奴隶意识——对于青年时代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最主要的原则是强调独立意识和个人自由。

　　在法国留学时，有一件事情坚定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1920年，美国一个皮鞋厂准备发薪水，从银行里领了一批钱，结果在街上被抢了，会计和主管当场被杀死，之前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但这两个案子都破不了案。这时，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工厂的工人，一个是市场卖鱼的，分别叫萨柯和凡赛蒂，这两个工人都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为争取工人的权利，经常号召大家罢工，被企业主仇恨在心。于是，他们突然被关进了监狱，被认定犯了抢劫罪。虽然有很多人愿为他们做不在场的证据，但法庭不相信。后来，甚至连真的凶手也站出来自首了，法庭依然判这两人死刑。

　　这个判决7年里一直没有执行，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们都在营救他们，其中包括法国的罗曼·罗兰和德国的爱因斯坦，欧洲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救援委员会。

　　巴金当时在法国留学，他为此很激动，写信，声援，去参加社会活动。后来当死刑执行时，他称“罪恶完成了”。当晚睡不着觉，第二天一起来，就开始写，这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巴金原来的梦想是做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作家。他起初写作时，不像一般小说作家先构思好才下笔，而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情绪，几乎全是情感的片段。

　　巴金曾一度忌讳说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当时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尖锐对立的。虽然两者的最初思想源头相同，所谓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思想”也一样，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两者有重大的分歧：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不能有组织来统治，什么都强调是自发的，不是由党组织领导，而是由工人自发组织；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严密组织斗争，并且要以暴力取得斗争的胜利，通过军队来实现。

　　无政府主义曾批评苏联，说革命虽然是对的但结果是错的，建立苏维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

　　《巴金传》的作者、作家徐开垒说，“五四”期间，巴金读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但未接到回信。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书中刊登了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更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

　　巴金当时一直相信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自称安那其主义者(“巴金”这个笔名便采取安那其主义者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克金两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巴金的真名叫：李尧棠。安那其主义否认一切原理，否认一切原理原则，否认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威权，而把众人置于平等的共产状态之下，相信这个主义的人自然容易倾向那思想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并不说自己当年的信仰，到了晚年，外界环境比较宽松，他自己也看开了，认为要尊重历史，讲出来也没有什么。

　　“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

　　巴金研究学者周立民认为，巴金在1927年以前的创作道路，完全是无意识的。写《灭亡》除了受“萨凡事件”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证明给大哥及家人看。因为当时家道中落，他到法国留学是很艰难的，家里供养他很吃力，而他一直在做一些与所学工科无关的革命宣传。他想以这本小说告诉大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多么伟大。

　　出版小说也是出于想送给亲友看的缘故，但无意中被做编辑的叶圣陶看到，认为不错，登到了报纸上。而回国后，巴金仍然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一直在写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巴金。无政府主义是在“五四”之前传到中国的，有很大的影响，一度超过了马克思主义，但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完全衰落了，很多人不再相信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加入国民党做了高官。

　　此时的巴金内心痛苦而彷徨，为了发泄苦闷和无聊，他开始写作。这期间，因为不堪忍受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加上在一次投机市场的风波中受创，他的大哥自杀。大哥李尧枚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柱，早在1937年留学法国时，他写信给李尧枚说，“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

　　李尧枚自杀时，巴金正好在写小说《激流》，以他的大家庭为原形，他曾经希望以这篇小说说服大哥不要再在虚伪的绅士堆里混日子。大哥去世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送往连载小说的《时报》的稿子，足够十天之用。这篇小说在连载5个月后，突然被停止刊发，报纸编辑来信埋怨他写得太长，暗示再不收尾就腰斩了。隔了几天，巴金写信给编辑说，自己手头还有几万字未刊出，希望报纸尽量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如此，《时报》还是把《激流》登完了，也果然没有再给他稿费。然而在小说里，他始终没忍心把大哥自杀的情节写进去。

　　所谓《激流》就是后来的《家》。此刻，《家》正应合了“五四”时期青年一代的心态，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而虽然名声越来越大，巴金还一度声称要停笔，认为做一个文人是件非常堕落的事情。后来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算是给这种理想找到了社会上的一个契合点。

　　有一次，《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问他，“写作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巴金说，“我并没有才能，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在说到自己为什么要写小说时，他说，“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去抒发我的感情。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就不苦闷了，也就不矛盾了，这样的话，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可能去参加革命了。”

　　1991年9月，巴金的故乡四川省要召开“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时，巴金正遭受着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常常听不懂自己讲些什么，脑子指挥不动嘴，只好请笔来帮忙，写了一封信让人在大会上代为宣读，信中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他还说，“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

　　据徐开垒回忆，巴金曾说，自己的思想中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但都是经过别人分析后自己才发现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要求出现的。

　　“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感到羞耻”

　　中国新闻社老记者陆谷苇当年是报道巴金的记者，他说，1998年冬天巴金最后一次与记者公开见面,只安排了很短的时间,大约5到10分钟,被家人推着轮椅走了一走。当时，他说，“我已经活到95岁了，我要讲的是,只要能思考的话,还是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不断讲真话。”

　　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19世纪世界的良心，他经常标榜“心口一致”。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巴金却没见到好朋友沈从文。此时，沈因为文学观里的“自由主义”被拒之门外。巴金在1932年认识沈之前,沈已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家。一次，巴金去青岛大学看望正在那里教书的沈从文，沈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让巴金住在家里写信和写文章，第二年沈从文到北平工作，巴金去看他，这次已经成家的他让巴金住在家里的书房，继续写作。

　　文代会上没看到沈从文,巴金很不安，他觉得这样一个大会理应有沈从文的席位，但他没勇气讲真话。当时的事实是，谁为沈从文说话，谁就可能得到和沈从文一样的下场。虽然，这年的秋天，巴金还经常去沈家作客，沈从文还是笑着接待他,但第二年，沈就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彻底改行了。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而在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紧接着，1958年，巴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东西，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紧跟形势的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曾作为巴金在上海作协和《收获》杂志工作时副手的靳以，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几乎每晚给巴金打电话，兴奋地叙述自己的感受，结果巴金写了7篇，他写了15篇。靳以后突发心脏病而死。

　　在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巴金发言说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并且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谈话。当时张春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中的一个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为首的只不过是十四五岁的“革命小将”。他们一声吆喝，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萧珊看他们深夜闯入，来者不善，就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报告情况。谁知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在值班，不敢管。巴金一家开始挨整,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女儿小林被一起关在厕所里,萧珊在文革中病故。

　　余秋雨曾说，巴金虽然具有良知和强烈的反抗意识，但他从不走极端，有人道主义作为反抗的底线。正因为这个底线，他受到强烈的反抗者和彻底的革命者两方面的不理解.

　　余秋雨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同班同桌，和巴金一家的关系很熟，从而有机会了解巴金在最艰难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据他说，萧珊病危的时候，巴金想请假去看望，但被回绝，对方说，“你不是医生你去干嘛！”后来，萧珊去世，余秋雨去看望巴金，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痛苦地背但丁的《神曲》。

　　文革结束后，巴金还担心有第二次文革，说“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着双手滚下床来呢？”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巴金听说画家韩美林的一件事。韩的邻居养了一只小狗，韩经常逗小狗玩，文革开始，他被批斗，打断了一条腿，当时，邻居的那只小狗从人丛中钻出来，跑过来为他舔伤口，一边用脚抚摸他的身体，一边向打他的人发出狂叫。那些人便用棍棒打这只狗。几年后，韩美林被放出来后，才知道那只狗从被打那天起，哀号了三天三夜后死了。

　　巴金听了这个传说，很惭愧，因为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们把家中的爱犬包弟送去医院作了解剖。

　　“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

　　文革后，在写《随想录》时，巴金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检讨，甚至表示不值得大家记住他的名字。

　　“不要用我的名字，”这是巴金时常说的话。“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作品，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

　　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在社党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当时巴金的侄子李致任总编辑，党委会的决定就由他来执行。他很矛盾，知道巴金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党委意见时，就建议说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和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说：“稿费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没有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

　　后来，又有一家海外华人组织与李致联系，说他们准备合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李致立即告诉他们，巴金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文学奖，他本人也不好意思为这事去惊动老人了。

　　巴金喜欢写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巴金全集》时，计划出版两卷巴金日记。1991年冬天，李致到上海向巴金转达了四川出版界想单独出版日记的请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提出：“《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请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但是没几天，就收到了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

　　他特别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巴金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不少人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请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省政府同意并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表示不同意，对李致说：“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我的一切都不值得纪念，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如果一定要有个地方让大家在我去世后来看我，那么就立个牌子，写上：‘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就行了，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3封信致李致，再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信中写道：“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在贫病交集的社会，人的生命像草一样轻。所以，巴金从青少年时代就在不断与死去的亲朋好友告别。尤其是大哥的自杀和妻子的被迫害，让他觉得痛苦而孤独。

　　80多岁的时候，朋友们每次来拜访，总看到他独自坐在客厅角落的书橱旁，拿着笔发呆。“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他自语道。

　　巴金晚年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是《随想录》，他觉得这是人生的收支总账，也能体现他思想的变化。

　　在他能写东西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建一个“文革博物馆”，纪念这场夺去他的许多至亲和挚友的浩劫，纪念那一场文化上的非正常状态，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曾和徐开垒说，《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晚年，家人们愈发感觉巴金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老人，思维不太清晰，疾病在折磨他，有一段时间。他手抖得厉害，一天只能写三四十个字。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中国新闻社记者陆谷苇去看望巴金,他正在翻看医学书, 陆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看《老年痴呆症》的知识,怕将来得了这个病没法写字了。

　　也许因为对大哥的思念，巴金特别偏爱大哥李尧枚的女儿(侄女)李舒,李舒拍了很多巴金的家庭照片，出了本画册叫《老巴金》。在一次病情抢救后，巴金就对李舒说，自己想要“安乐死”。

　　巴金发出好多次希望“安乐死”的请求，但均被拒绝。后来，他说要“为大家而活”，这意味着他要做气管切割手术，再也不能说话了。在做手术前，他要求跟自己的“大姐”冰心通一次电话，被告知冰心的身体最近不太好而未能通话。

　　冰心和巴金的友谊，是从抗战时期巴金为冰心出书开始的。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此时，他们同时代的作家大部分都辞世了。

　　巴金的女儿、《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说,父亲最大的痛苦是，一辈子理解他的人太少，“作为女儿，我在他身旁几十年,都没走进他的心里。”李小林说。

　　巴金也有顽皮时。1995年春节来临前，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好转，医生同意他可以在房间里拄着手杖走一圈，后来同意增加到三圈。巴金却不满于此，他像孩子似地对来拜访的朋友说：“你看，我能走四圈！明天如果你再来，我就走五圈！”

　　(感谢《巴金传》作者徐开垒对此文的帮助，部分内容来自上海档案馆举办的“巴金和一个世纪”座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冉 李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