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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与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种族主义既推动、又限制了美国的领土扩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美国精英中的种族主义还一直占据着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头脑

　　虽然当代美国人可能认为，白人种族主义是为美国衰落的工业城市和南部农村中的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所持有的，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有力地证明了，种族主义最初是作为精英的意识形态出现于美国的，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它一直占据着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头脑。

　　美国精英中的种族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方面，宗教教义在基督徒和未受到教化的人群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使美国精英易于在“进步”民族和“落后”民族之间作区分，并鼓励对解释这些差别的研究。

　　美国历史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与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种族主义既推动、又限制了美国的领土扩张。美国人不愿意把混血人口增添到原先血统“纯净”的人口中去，一些人也不愿意把“不自由的”血液加到美国“自由的”血液中去。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前，在国会之外，美国人反兼并的情绪就十分明显。

　　在美国人的眼中，墨西哥人是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而美国人常常自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受到上帝的青睐，被赋予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性。他们常常怀疑那些不幸的、受专制主义或殖民地历史限制的民族是“劣等”种族，这些民族没有能力获得自由。美国最终夺取了墨西哥的大约一半领土，但在这一半领土上墨西哥人口稀少 仅有几千墨西哥人居住在那里。一份民主党的报纸对此欣喜地表示：这个国家获取了“我们可能获得的所有具有价值的领土，而同时没有获得人口。”

　　此外，美国的扩张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即：共和主义是最高级的政府形式，但也是要求非常高的政府形式。如果这个国家包含了大量特性迥异的人口，共和制会难以维持。这一看法限制了在地理上把共和“帝国”扩大到北美大陆之外的雄心勃勃的梦想。

　　由于美国外交的决策者相信种族等级，他们便可以用种族等级来为其外交政策中的双重标准进行辩护。当美国人在北美大陆扩张其“共和帝国”时，他们并没有同当地的土著人订立他们同欧洲白人所订立的同样的条约。而且，从美利坚共和国立国开始，直到美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否认“落后”民族可以仿照美国的经验来建立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大多数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区别对待：由白人建立的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共和国(以及以后在南非建立的布尔共和国)被期望追随美国的榜样；拉丁美洲人这样的“劣质的、混合的”民族等级可以得到美国的承认，但是只能被当作成长缓慢的儿童来对待，要不断受到美国的保护；土著美洲人只能得到更低一等级的对待，对他们使用武力的道德约束也更少；而黑人共和国则被列为最低的等级，由黑人建立的共和国，如在拉丁美洲出现的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非洲的利比里亚，都迟迟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尽管后者据说曾真诚地仿效美国的制度。

　　美国在20世纪初对待菲律宾独立和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的态度，也是与其决策者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分不开的。

　　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倡导民族自决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他所关心的民族只是那些处于瓦解中的三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亚洲、非洲、大洋州和加勒比地区并不在他的视野之中。

　　威尔逊曾认为，美国在准予菲律宾独立之前应当作为菲律宾人的指导教师，正如英帝国统治者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曾在代议制政府方面指导北美殖民者一样。在一次大战期间和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承认新的国家，尤其是欧洲之外的国家犹豫不决，他并没有做出努力削弱英国在爱尔兰、埃及和印度的统治，也没有尝试削弱法国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

　　美国的种族主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非常明显，例如，当联合国在战后建立教科文组织时，美国政府坚持，由于它是一个文化组织，其第一任领导必须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或至少是一名法国人。然而到今天，随着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政治中“政治正确”概念出现和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流行，种族主义即使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作祟，也是不能明言的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