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走了。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但是，巴金先生“讲真话”的精神永存。这三个字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巴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讲真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很难。例如十运赛场，在诸如“假摔”、“弃权”、“内定”等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面前，深知内情的体育人，却选择了集体沉默，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像陈培德“揭黑”时的冲冠一怒，像罗雪娟指责“水不干净”时的义无反顾。

　　从未有哪一届全运会像十运会暴露出如此多的是是非非，以致各类丑闻几乎遮掩了十运会的亮点，这固然有中国体育传媒空前发达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全运会的“游戏规则”已经严重与社会、与时代脱节。古人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以说，使十运会蒙羞的，正是体育圈的某些人。全运会要想摆脱公信力的缺失，成为中国体育名牌，必须自救。

　　自救，需要敢于说真话的业内人士。十运赛场上，让外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幕，在体育人看来，也许只是中国体育诸多弊端的冰山一角。舆论监督非常有效，但更彻底的是自揭脓疮。脓疮不除，肌体如何能够健康？

　　遗憾的是，十运赛场给人的感觉极像柏杨所言的“酱缸”，大家沉浮其中，许多人都觉得不爽，却没人想到要跳出来抖去一身污浊。就像那个经典的“温水煮青蛙”寓言一样，大家得过且过，或者，也有人感觉不妙，却盼望身边的那只先从温水中蹦出来——如此下去，一锅尽烹。

　　“潜规则”或许可以使全运会格局保持表面的均衡，但这种均衡是短暂与虚幻的，代价却极其沉重。不择手段巩固了小圈子的所谓利益，牺牲的是大众的利益；费尽心机维持了个人的所谓权威，牺牲的却是一个行业的权威。

　　说真话，是很痛苦的，甚至要付出极大代价。每个人都有惰性、都有畏惧、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退缩。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讲真话”，是从自我忏悔开始的。在《随想录》上，巴金写道：“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当然，在痛惜体育人三缄其口的同时，社会也要审视自己：我们是否创造了一个讲真话的环境，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讲真话的人？

　　今天，人们如此哀恸一个101岁高龄老人的辞世，人们也如此期待一个人人能说真话的和谐社会，让巴老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