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经济“补贴”，这让中国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
尽管经济增速较快，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今年勉强超过1200美元，仅是美国的3%。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在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经济“补贴”。这让中国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
首先，是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
中国出口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4年中国的新增贸易额占全球国际贸易新增额的10%。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全球较低水平。但是，低廉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劳动力保护与环境保护的缺位、扭曲的能源价格、极低的资金成本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
中国劳动力十分便宜，工资水平是日本的1/24、美国的1/20。然而，低廉的人工成本是以缺乏合理的劳动力保护为代价的，这从矿难中家属获得的微薄赔偿、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中都可管窥一斑。
如果人力资源丰富可以作为低工资的一个借口，那么，行政管制下的低廉能源价格就根本没有道理可言。中国石油消费中超过40%依赖进口，能源利用效率却属全球较低水平。另外，尽管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中国的燃油价格依然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燃油补贴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不可忽视。因为国内低廉的燃油价格刺激需求，抬高国际石油价格，扩大炼油毛利损失，进而又增加对国外的燃油补贴。2004年中国石油需求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总需求增量的比例名列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日益依赖石油进口，中国将陷入恶性循环，侵蚀自身利益。
中国的资金也相当便宜。目前，中国七天回购利率略微高于1%，而仅仅是隔夜息的美国隔夜联邦基金拆借利率已达3.75%。反映出政府对汇率升值的担忧，却导致投资快速扩张、经济过热，并使原本已脆弱的银行体系面对更大的经济回落所带来的风险。但经济迟早是要回落的。廉价劳动力、能源价格的扭曲和极低的资金成本导致投资高速增长，从而带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铁矿石价格仅2005年就上涨了71.5%，这些都与中国的强劲需求增长有关。中国2003年氧化铝、铁矿石、钢铁和煤炭需求占全球约25%-30%，水泥更是高达40%。中国矿产资源贫乏，进口占需求比重很高。进口的增长推高了国际价格，使中国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其次，外资企业得以大赚便宜。
中国近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取的丰厚回报与政策倾斜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集中在出口制造业，其出口额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近60%。优惠的外企所得税政策和廉价的生产要素极大地补贴了外资企业的出口，施惠于国外消费者和外资企业，不利于国内企业和工人。外商投资也许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中国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反映在利润的增长或者竞争带来的价格下降，前者利于出口商，后者利于国外消费者。
第三，压低美国长期利率。
人民币对美元的刚性以及资本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在今年7月末达到74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但其增速已超过日本。由此，中国大量购入美国证券，尤其是长期证券，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尽管美国短期利率在联储持续的加息步伐中稳步上升。
亚洲对浮动汇率的迟疑，变相地帮助了美国购房者，并刺激了消费需求。准确地说，他们从节节攀升的房价中获取了巨大财富。美国住宅价格攀升是经常项目赤字扩大的最主要原因。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美元汇率水平与赤字毫无关系，即使有关系亦十分微小，因为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已贬值25%，而赤字却持续扩大。
最后，“补贴”的成本由中国独自承担。
中国炼油厂亏损严重，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这是向世界经济变相地转移财富，其金额已相当之大。虽然在此难以给出精确全面的数字，但我们估计，仅成品油补贴和贸易条件恶化两项带来的损失每年约占GDP的2%。
我们的测算显示，汽油和柴油方面的补贴达GDP的1%，三倍于农民财政补贴预算。进口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上升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为中国带来的损失约占中国GDP的1%-1.2%。此外，大规模环境破坏的成本更是难以估量。更为严重的是，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刺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将来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埋下隐患。
中国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第一，使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合理化，包括劳动力、能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第二，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大力促进金融业改革，以增强自身抵御预期中的经济放缓或者全球性经济崩盘的巨大影响，并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些措施——而不是“补贴”——将使中国及全球受益，是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双赢”。
在能源价格改革方面，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国家最近已经或正在取消能源补贴，或使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补贴。例如，泰国已经完全取消了对汽油和柴油的补贴。印度尼西亚最近宣布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并对困难家庭提供每月10美元的现金补助。
中国急需制定针对农民和低收入者的能源补贴政策，同时提高国内能源价格，使其与国际价格接轨；由“暗补”转为“明补”，由对全社会的补贴转为有针对性的补贴。目前的这种补贴使高收入者受益更大——“有车族”获利多，而且排气量越大获利越多。上述有针对性的“明补”，可以采用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的形式。政府应当要求企业为雇员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应当认识到，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导致贸易顺差增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是以人为本政策的体现，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也可以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避免外汇储备缩水。
最后，我们给美国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尽量加大储蓄，如果做不到，就欣然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别抱怨，因为享受目前这种被中国“补贴”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哈继铭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评之评：原因在别处
我非常赞成“中国‘补贴全球(尤其是美国)’”这样的提法，以及哈继铭文中的很多重要观点。
按美国的统计，2005年8月，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7.6%，除原油以外进口货物的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1.8%，后者与核心CPI 2.1%的同比涨幅很接近，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1.3%。这就是说，中国货的价格相对于石油以外的国际货物价格，在过去12个月下降了3.1%。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今年8月出口额同比增长31.9%放在一起看，分明就是降价促销。
不过，出口价格的持续的相对下降或者绝对水平的高低(假定可以用出口的份额来度量)，与生产要素价格包括环境保护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国际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最低的。从长期统计来看，一国出口价格的变化与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一国劳动力价格的绝对高低与其出口份额或者贸易顺差的水平也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德国和日本也都是出口大国，尤其德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是世界第一，而普遍的看法是德国的工资福利太高。德国的高额顺差应当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保护的结果，这种保护使投资者望而生畏，引起资本净流出，也就是顺差。过度的环境保护当然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区别在于，资本净流出在德国是私人投资者的选择或者说市场行为，而在中国是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政府行为。德国的情况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情况，而中国的持续高额的“双顺差”是很不正常的。
在一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内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别也是很大的。这不意味着货物的净流动是从落后地区向着发达地区，也不意味着落后地区的货物在相对品质的意义上比发达地区更便宜。无论国际国内，歪曲某些价格都可能导致补贴他人的结果，比如中国人为压低成品油价格产生了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歪曲。这与生产要素价格或者其他事情没有关系。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一个国家都可以人为压低或者抬高某些价格。这是一件与其他事情独立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补贴全球’”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接近于同义语。当然，如果提高了汇率，中国的总体经济效益会提高，应当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反过来说，低估汇率人为压制了工资。就这层关系来说，汇率是因，工资是果。假定其他关系都不变，在汇率不动的前提下人为提高工资福利，对于出口和供应国内的生产都不利，会引起就业问题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这些意思，和哈继铭先生的观点有不少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资金利率与劳动力价格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主要是在去年，中国的利率明显偏低，但目前的利率难说是偏低，至少也是不那么清楚的。目前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比较低，扣减预期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真实利率的绝对水平可能是相当低的，但不一定就是偏低。这个事情与劳动力成本一样，合适的价格是市场均衡的价格。
除了汇率，劳动力价格、环境保护、补贴和贫富差别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里借着矿难保护这个题目将几件事情串起来说。给定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政府不管别的事情，单只硬性提高矿难赔偿标准，会产生什么结果？主要的结果应当是矿主降低煤矿工人的工资。这接近于硬性规定煤矿工人必须自己掏钱买高额的人身保险。至于规定让谁出钱买这个保险，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工资加保险的总水平，是由更深层的原因决定的。深层次的东西不变，你提高这里，他就降低那里。不光是资方在决定事情，还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在那里竞争下井。需要强调的是，下煤矿有相当大的生命危险。那里环境十分恶劣，矿难死亡赔偿标准在城里人看起来低得离谱，这些事情煤矿工人全知道，应当是比其他人更清楚。这里有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原因在别的地方。(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稿件来源：《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