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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些幸运的成熟女性来说，中性化的倾向，俨然是社会锻炼出来的

　　★ 本刊记者/曹红蓓

　　从朦胧的性别意识出现，到形成完整的性别人格，需要经过长久的磨砺。或由环境改造，或由自然生长，一些女性幸运地找到了她们性别人格的最强定位——中性化生存。

　　胡小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哭了，你就成了

　　胡小兰是一家专门从事农业广告设计的专业公司的企业主，她待人热情爽朗，工作中干练决断，甚至有几分霸气。

　　少女时代的胡小兰却特别安静，安静到高中两年时间几乎没和同班的男生说过话。有许多男生，都是30多岁同学聚会时才第一次交谈。那时候她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到爸爸做美工的剧团去看人家画背景板、做胡子。

　　大学毕业后，胡小兰被分到一家科研单位，在工作中，性格懦弱的她处处退让，遇到不公平的事也不争议，只会回家掉泪。“那时我已经知道等我快退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了：像那些老女人一样，混个高工，但能力低拿不到项目，跑到领导那里去哭，然后到别的组打个杂。” 婚姻生活同样压抑。胡小兰爱看书，现在还保持着每天看书100页的习惯，在公司看50页、床头看50页。

　　90年代中期，胡小兰选择告别原来的单位，彻底颠覆了自己的人生。

　　因为别人一句“小兰你是干广告的料”，她开始一个人创业。起初印刷厂在北京郊区顺义。“在印刷厂的人眼里，我不是女人，只是一个来订货的人。”她说，半夜干完活，没处住宿，只得一个人站在没有路灯的漆黑郊区公路边打车，“冬天就靠在大树上，怕有人从后边抱我。”她害怕，出租车司机也害怕，都是离四五十米停下，等她跑过来，看清她背后没有其他人才让她上车。车很少，最长一次等了3小时，“所以我买车买得特别早。”

　　胡小兰外型很女性化，适合女性化的装扮。就是冬天也穿裙子，里面套个健美裤。那时候住的地方，回来晚了院子大门经常被锁，她就把大衣从墙上扔过去，把裙子一脱，穿着健美裤爬门而入。

　　“难事多了，刚开始就知道哭。”后来一个同样自己开公司的姐妹告诉她：你什么时候不知道哭了，你就成了。

　　现在的胡小兰已经可以在职业和生活、男性和女性的诸多因素中自由切换。闲聊时细声慢气的，一转到专业上的话题，语速马上加快，语气也变得斩钉截铁。

　　她的很多老客户都把她当哥们儿看，“我不会陪他们喝酒，但会帮他们很多事。他们的老婆也都喜欢我。”

　　有一次在公司，人们慌里慌张跑来告诉她出事了，原来是公司里一个员工癫痫发作倒在地上。其实当时她的心里也很慌，但她知道自己的表情一定会影响公司其他人的情绪，就故意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冷静处理了这事。

　　现在胡小兰公司里女员工占绝大多数。“女孩子干活儿细，对待客户有耐心。不过说老实话，我觉得我的能力还不够领导男人。”她曾经尝试过，但效果并不理想。

　　崔卫平：抛头露面的场合里绝大多数是男性，但从没有女性代表的感觉

　　自由主义、电影、哈维尔，不需再多提示，崔卫平这个名字就会从一些关注思想的人们口中说出来。看公众知识分子崔卫平的文字，你绝猜不出那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女性作者。

　　9月23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穿着一袭纱质面料的长款暗紫套裙出现在记者面前，淡妆，话音轻婉。虽然家离约定的地点很近，为了不让记者等，这么一身装扮的她竟然骑了自行车来，一见面就抱歉让记者跑了远路。

　　近年来，在公共领域出现了若干在政治思想上做独立探索的女性知识分子，除了崔卫平，还有艾晓明、肖雪慧等。常人看来，似乎她们在这个领域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某种反叛色彩，而这在崔卫平看来却非常自然。“我们当年的读物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崔卫平回忆起1971年上初中时，她到上海农场女知青宿舍去玩，发现屋子里8个女孩人手一本《红旗》杂志阅读的情景，“女性对政治的关注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浮现了一个可以发言的公共平台。”

　　崔卫平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他有一儿四女，但在对儿女的教育方面没有一点差别，“他绝对不给女孩子任何一点暗示说有哪件事情她做不了。”

　　文革中有一段时期，父母亲下放，姐妹都被送到别处生活，崔卫平和比她大一岁的哥哥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当时崔卫平13岁，哥哥14岁，兄妹俩一起做饭、上学、读书、挖防空洞，朝夕相处。哥哥爱好哲学，崔卫平成了哥哥惟一的谈话对手。他们常常隔墙谈思想、谈哲学到深夜。与哥哥的思想交流不间断地贯穿了崔卫平的少女时代。她还记得十八九岁的冬天，江苏盐城的室内非常冷，她陪着哥哥从早到晚坐而论道，双腿几乎冻成冰棍。后来哥哥去舟山群岛当海军，崔卫平去探望他，生被他拉住在房间里谈了整整三天英国哲学家休谟，而把阳光碧水关在门外。

　　与哥哥的谈话成了一种训练，至少使得崔卫平对男性的话题从来不陌生。上大学期间，在食堂，有时12个人在一个大桌吃饭，11个都是男人，只有她一个女人，她却能和他们就某个共同话题侃侃而谈。现在，崔卫平抛头露面的场合绝大多数还是以男性为主，但她没有女性代表的感觉，也从来不畏惧。

　　有的时候她会和其他人激烈辩论，譬如和徐友渔，就曾因对高行健的评价意见不同打过嘴仗。徐友渔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那段时间两人互不理睬，不打电话,但过后就好了，还是好朋友。

　　崔卫平把老硬文风的思想性写作当作一种能量的释放，“碰巧思想抓住了我的时候，我就去写。”从文字中，确实看不出女性的痕迹。然而，女性思维和情怀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自然流露。比如，她特别强调写作者的平等态度，主张公众知识分子放低身架，不自命精英，崔卫平承认这可能就是源于女性的天性。

　　她曾不止一次提及贞德、林昭等英雄式的女性，对此，崔卫平说：“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都和思想工作有关，是因为我在谈论思想史上某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谈到她们。”但与思想领域的男性研究者相比，崔卫平给予女性主体的关注确实更多些，面对有人对她持“女性主义”的质疑时，崔说：“我是女性但不是主义。”

　　虽然惯写富于思辨力的重头文章，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崔卫平的思路也并非总是那么缜密。她写给女儿的大量文字，就被人戏称为理性不足，“有个人崇拜色彩”。

　　今年三八节，《SOHO小报》约她写一个稿子。当时她正在病中，“身体弱，能量不足”，于是草就了一篇描述性的文章“一张炮打丈夫的大字报”，文中，她把丈夫说成是“童话故事中才有的人。”

　　父亲、哥哥、丈夫，生命中三个最亲密的男性给崔卫平撑起了一片自由生长的空间。“你写文章时道理多，可不意味着生活中道理也多。生活中就该谁有道理听谁的。”提到自己的丈夫，崔卫平尊重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我这种在外面声音这么大的人，换作别的男人，可能真会有问题。”她始终微笑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