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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往往只能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时候，“星作家”要考虑的问题仍然是：自己的光芒能灿烂多久。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供养作家的制度现在的确面临着挑战。过去国家养了一批作家，现在仍然养着，这个体制在新形势下应该有所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坦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青黄不接的文学界
陈建功提出一个疑问：作家成名后是否一定要做专业作家？他说，目前全国各地作协靠领工资生存的专业作家大约有300多人，有人新作迭出，仍然保持着创作活力，但是也有部分作家成名后，“经验老化了，读者变少了，已经把自己以前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用得差不多了。”陈建功认为，名作家也存在一个向读者、向新时代学习的过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郏宗培介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上个世纪80年代担纲中国文学的中壮年作家已经步入老年，失去了创作的黄金期；而当年的青年作家也都走入了中壮年，比如上海作协，最年轻的作家也都50岁了，都面临着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而新人已经很少有可能成为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了，即使是成为作协的签约作家，每月领1000块钱补贴的人，也少之又少，上海有资格享受签约待遇的也不过20人左右，还要每年审批。
“我认为，对老同志一定要采取老人老办法，保证他们的生活创作条件，同时又鼓励他们开拓新的生活领域；对新作家则应鼓励他们参与重点项目扶持的申报。”陈建功介绍，去年中国作家协会扶持了30多部作品，今年则资助了50多部，除此之外，不少省市也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扶持制度。具体做法是：作家申请，经审批后给予生活补助，用于写作期间维持生活，比如小说作者可以领到半年的基本生活费用，大约有5000块钱；报告文学作者能领到1万元资助，因为考虑到采访的开支，个别需要进行较大范围采访的，如采访野生动物、南水北调工程的，还根据项目增加经费。
陈建功表示，采取相应的文化政策，包括出资来扶植创作，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不罕见。
文学与商业的悖论
文学出版人安波舜认为，目前的中国文学创作其实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老一辈作家因为信仰的原因，在时代变化面前失去了判断力，而新一代青春明星作家们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显得急功近利，还有更多的人想藉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介绍，因为可以赚钱，不少文学投机分子都纷纷写起“小长篇”，并且借助网络，大做广告。以前文学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现在文学似乎也可以让人一夜致富。在网络上，有许多人为了走捷径，不惜以隐私为“猛料”，来创造所谓的文学，向书商大摇其橄榄枝，也确实有一些人因此成了明星。他认为这种追求出名以致富的行为，实在已经成为商业欺诈。
“我从来不组那种没有正当职业、生活不稳定、想借文学发财致富人的稿件，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的都是灰暗和边缘化的不健康的情感。”安波舜认为，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一项孤独寂寞的事业，他策划出版的《狼图腾》作者姜戎此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他的小说里大段的学术评论夹杂其中，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但就是这样一部非专业作者创造的非专业作品，成为了中国目前文学图书的标杆，最旺时每周再版，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并以10万美元预付金卖出了迄今中国小说国际版权的最高价码。而作者姜戎一直游离于文坛之外，其逍遥态势让入流或者不入流的“星作家”们集体失语。
安波舜认为，没有欲望发财的人反而会轻松地拥有财富，而坚持人性的真挚，“还读者一个梦想”才是文学永远畅销的经典主题。
冀望“星光灿烂时代”
“按照经典作家比如左拉、托尔斯泰、萨特的标准，作家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创造者，还是一个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并且能够代表社会良心的公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作家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同时还要提供一些新思想；他们的作品，要让读者在阅读之后不仅觉得很熟悉，还有一种刺激感，就像当年鲁迅写阿Q，让读者深感是在描写他们自己，也在批判他们自己。不过郜元宝觉得，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他认为所谓的青春明星作家们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对作家的定义要宽泛一些，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从事文字写作的人就可以归入作家类；但他强调，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够只重视今天的攫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对于世道人心，对于传递人类的良知，都有自己的责任，“时代发展再快，也总要有一些东西留下来”。
自称“在艺术上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是理想主义者”的安波舜，为新形势下文学再度繁盛的出现总结了必要条件：一是社会中产阶层占据了多数；二是知识分子价值观成为社会公平的标准，作家具备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三是整个社会形成了追寻理想主义的整体氛围，“寻找失落了的人性，寻找人类最朴实的情感，知道什么叫同情和怜悯，知道什么叫真诚和善良”。
安波舜说，总有一天，成熟作家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年轻作家知道自己的榜样在哪里，这才真正是文学星光灿烂的年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罗雪挥、孙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