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卡特里娜”飓风直观而无情地暴露了美国贫困的严重性及其后果，连一贯强硬的布什总统也不得不低头，表示要直面对该地区的贫困问题。但美国的贫困问题的“灾区”，远不止路易斯安娜州及密西西比州。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最新调查,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攀升趋势，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贫困人口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

　　“为了减少贫困人口，美国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增加对儿童福利的支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该有所作为。但不幸的是，扶贫工作现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特摩斯·斯密丁教授(Timothy M. Smeeding) 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贫困问题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贫困率上升，贫富差距增大

　　美国人口统计署2005年8月30号公布的《2004年美国人收入，贫困，健康保险》报告显示，贫困率在中西部的上升最为显著。在2004年，贫困率在中西部上升了0.9个百分点。中西部州，尤其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州失业率也高于全美国平均水平。2004年美国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 美元以下。

　　“美国的经济总体在回升，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如此。有一些行业，如制造业，还在苦苦挣扎。中西部之所以贫困率上升，是因为中西部制造业面临的局势最严重，工人收入增长停滞状况也最严重。”美国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瑞贝卡·布兰克教授 (Rebecca M. Blank)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贫困人口率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的这份报告，2003年收入站在顶端20%的美国人，所拿到的钱占全民总收入的49.8%,在2004年，其所得所占的比率增加到50.1%.

　　于9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美国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名美国人的资产达到11，3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

　　“自2002年起，美国贫富差距又逐渐加大，原因颇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加里·贝特里斯(Gary Burtless)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详细解释说，“首先是过去几年经济复苏过程中(自2000年股市暴跌后)，美国公司的利润非常可观；其次是工人在工资标准设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幅下降。即便工资不很高，福利不是很好，雇主也不愁找不到员工。之所以如此，一是工会组织势力越来越小，二是联邦政府非常不情愿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相比，现在的法定最低工资可能处在三、四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贝特里斯认为，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原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收入的人工资比低收入的人涨得更快更多。工作技能不高的美国人，其工作往往面临国外低工资工人的激烈竞争。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及印度贸易的完全开放，对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位的职工冲击很大，这些行业包括服装，制鞋，纺织，玩具，电子组装，及钢铁业。原先在这些行业工作但没有什么技能的美国工人只好转到国外工人竞争较小的行业，如建筑，娱乐，餐饮及饭店业，进而削弱了后面这些行业工人在工资问题上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

　　“法定最低工资的购买力日益减弱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公司管理的改变会惩罚低技术工人，奖励受教育程度高、技术精湛及经验丰富的人，抬高他们的报酬，”贝特里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

　　对这些辛苦工作但报酬不高的工人，布兰克教授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使他们脱离贫困。“在美国，我们鼓励人尽可能就业，即便是收入不高的工作，而不是不工作，接受政府救济。这反映了美国人勤奋的传统。我们相信，即使在技能低的岗位工作，随着经验的丰富，工资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勤奋工作的人，应该能得到足够的报酬，不受贫困的威胁，”她说。

　　扶贫需要政治意愿

　　“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象最低工资，儿童补贴，保健补贴这样的政策非常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扩大了执行这些政策的力度(作为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工作)。现在，我们应保持这些政策，并强化儿童补贴和保健补贴。”布兰克教授说。

　　美国密歇根大学贫困研究联合中心的另一名教授谢尔登·丹泽革(Sheldon Danziger)不仅支持布兰克教授和斯密丁教授的观点，同时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介入扶贫工作。

　　“经济的发展是削减贫困的前提，但经济发展自身并不一定能福及穷人。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70年代初的两倍，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挣的工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丹泽革教授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如果美国 政府有政治意愿削减贫困，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美国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消灭贫困。”

　　丹泽革教授说，在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曾经雷厉风行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措施, 如医疗保险 (Medicare)、医疗援助 (Medicaid)、食品券 (Food Stamp)和低收入能源补贴 (Low 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并在社会安全福利 政策上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等于是向贫困宣战。这些措施成效很大，在1973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一度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70年代以来贫困率的上升不说明那些扶贫措施失败，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繁荣不能使所有的人受益，再加上政治家及公众再也不相信政府有魄力采取大的扶贫政策。”丹泽革教授说。

　　“有扶贫政策和没有扶贫政策就是不一样。”雪城大学斯密丁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他对照了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的情况。2000年，在美国和12个欧洲工业国家中，美国的非老龄人口(65岁以下)的政府社会支出(social expenditure)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最低，相应的，美国的非老龄人口贫困率最高。而在英国，自布莱尔首相于1999年向贫困宣战以来，英国的贫困率连续大幅度地下降了。

　　(粟德金，《华盛顿观察》周刊第35期，2005/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