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大陆行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观。

　　闹哄哄的一场场的大“秀”和抹不去的一片片的文化情，噪杂的媒体的轰动效应和已相隔五十多年后回家的真感慨，不断涌出的大言及玩笑和不时流露的真性情和真尴尬，这一切混杂成一种奇观。在“超女”的浪潮开始下落的时候，李敖给了我们新的刺激和新的乐趣。这些闹哄哄的场面和总是在媒体头条的出现报道都让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我们不得不穿越这些表面的轰动，看看这些眼花缭乱之后的东西。在这一切热闹和轰动之间，我们可以观察这样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充满乐趣和狡黠的李敖的多个侧面。

　　知道分子

　　毫无疑问，李敖本人是调动媒体的超级大腕，他总是善于用语言让媒体感觉有无穷无尽的“料”，他和媒体之间如鱼得水，相得益彰，互相依赖。他总有耸动的材料用生动的语言爆响起来，而媒体也正是需要这些耸动的语言。媒体乐于表现一个放言无忌、随心所欲的李敖，而李敖本人也用这样的形象给自己一个媒体的空间。一般人能够看到的自然只有媒体里的他，而李敖被大众知晓的主要的空间正是依靠无所不在的媒体。这个媒体的李敖有有趣的两面性：一面有文人的作风，时时标榜自己读书破万卷，比起一般的没有多少时间读“闲书”的普通都市的中等收入者高明和渊博，所以他“开讲”总是拿些书或资料，也时时自称有其他人不能了解的秘密在他的手中。

　　尽管这些东西对于专业的学者，可能没有什么独得之秘，但李敖其实并没有想和他们争一日之短长，只要我们这些普通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就可以了。《北京法源寺》的诺贝尔奖提名或是时时提及的大师们对于他的褒奖肯定，都难免一些人“炒作”的讥评，但不妨碍李敖的声望。

　　“文人”是李敖在媒体中出现的角色定位，今天人们讨论的“知道分子”，李敖其实就是一个绝妙的典型。

　　媒体偶像

　　另一面，李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媒体的“偶像”，或者说是一个标准的明星。

　　他的言论都是有趣味的奇谈，他的想法都是异常单纯和鲜明的，其实也没有超过公众一般的见识的范围太远，他的不同流俗其实是正好和常识唱反调或者换一个说法讲常识，都容易让人理解，也没有背离我们所受的现代的教育。他也时时掌握了迎合和嘲讽的适度的表现。他知道，迎合公众不一定是完全讨好他们，也包括嘲讽他们。所以他一面给读者他的正义和慷慨的表现，让众人感到他的大德无亏。另一面却时时调侃公众，时时显示自己的桀骜不驯，于是常常示人以小缺点、小毛病。如对于“性”的直白的表述时时用调侃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使得李敖一面是渊博不可企及，才华不可企及，英雄气概不可企及。另一面却并不高高在上，并不是古今完人，有常人甚至超出常人的无伤大雅的弱点或毛病。这样的形象对于今天的“后现代’的媒体社会来说当然是最好的追捧的对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李敖确实是一个文人中的明星，或者说明星中的文人。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李敖的可消费性实在太丰富了。他的知识和见解可以资谈助，他的风趣和弱点可以让我们别有会心，哈哈一笑，他的不同凡响的行为可以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李敖与媒体的互动的确是最为成功的范例，也是这个市场化的社会的新的“文人”的形象。他的“文人”形象是后现代的，见识和思想却仍然是现代的。

　　传统文人

　　但其实李敖如果仅仅有这些迷人之处，他也仅仅如此而已了。我觉得他的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一个具有强烈的中国情怀的文人。他作为经典的文人的作风和品位仍然是有力量的，也是超越了媒体的戏剧化的表现的。

　　从传统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有侠气的“狂士”，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气魄，有敢爱敢恨的率真。同时他又有一股绵绵的柔情，有一种“无情未必真豪杰”的真性情。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他的精神的归依，所以他总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他虽然住在台湾，他的关怀却在整个中国。他的心的境界其实是宽广的。这种关切中国，关切我们的文明的命运的情怀也是中国文人的特质。李敖经常激烈地反传统，但他的气质其实非常传统，他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文人中都找得到自己的原型。这种对于中国的感情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故乡的绵绵思念，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感伤的追怀，其实李敖从来也没有被人为的障碍分隔，他的心和人生的思考从来都是从一个中国的角度开始的。

　　我看《北京法源寺》的序言时对于最后几句总是难忘，他说到谭嗣同著《仁学》时的胸怀，并以此自况：谭嗣同的《仁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今天的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其实正是这情怀的表现。我想，中国今天的变化和发展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悲情，李敖看到的东西可能比他告诉我们的更多。(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