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泉的水深不到1米了！”

　　忆起儿时站在鸣沙山上，看着满眼泉水不敢往下跑的情形，生于敦煌、长于敦煌，之后在敦煌水利部门工作的40岁的朱建明先生，忧虑大于怀旧：“月牙泉的干枯，看来是迟早的事情！”

　　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月牙泉水域面积22亩，最大水深7.5米，至1998年，水域面积仅存6亩，后淘泉清淤、回灌治理，目前水域面积8.5亩，水深不足1米。朱建明认为，如果不引水补给，不出1年，月牙泉便会消失。

　　朱建明说：“问题的严重性不单单在于月牙泉水位的下降。月牙泉只是敦煌生态变迁的一个预警器。”

　　赴敦煌采访的几日里，所到之处，和朱建明一样忧心敦煌未来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忧心的不光是自身的饮水和吃饭问题，还有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境内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

　　他们都十分熟悉一位专家的说法：“如果敦煌的生态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敦煌将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楼兰古国。”

　　支撑这一说法的，是现实生态环境的变迁：同时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党河共同滋养着敦煌西北大面积的湿地植被，构成敦煌天然的绿色屏障。但由于大气环境的变化和人为因素所致，党河来水减少，造成党河资源性缺水断流。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疏勒河上，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疏勒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的上马，使得疏勒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公里的河道断流。随着两条河流的相继断流，敦煌境内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严重不足，敦煌人开始打井取水用于农业灌溉和城乡人畜饮水，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4000万立方米。过量开采地下水，其结果是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据观测，1992年至2001年，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43米的速度下降，累计水位下降超过10米。

　　“正因为地表水相继断流，地下水超量开采，水资源涵养不足，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严重资源型缺水的区域。”敦煌市水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张斌说，这是18万敦煌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他介绍说，与水资源短缺相伴相生的是敦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目前，敦煌全市天然林仅存130多万亩，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40%；胡杨林仅存14万亩，减少67%；可利用草场减少77%，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的现象。宝贵的湿地，平均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绿洲内的1万余亩咸水湖和1000余亩淡水湖80%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增加，沙漠向绿洲逼进了3～4米，大风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加剧。

　　为此，敦煌市委、市政府最新近呈报的一份材料上大声疾呼：“敦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敦煌的可持续发展，如不尽快解决，敦煌将面临沙进人退、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楼兰古国。”

　　面对生死存亡的课题，敦煌人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从昔日的“以粮为纲”、在月牙泉上架起水泵日夜抽水用于农田灌溉，到今天从党河干渠引水(靠渗漏)补给月牙泉的地下水；从昔日鼓励打井、开荒、移民，到今天的“禁止打井、禁止开荒、禁止移民”的三禁政策，和许多吃过苦头的西部人一样，敦煌人的行为越来越理性。他们明确提出以水资源的承载力为依据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各行业推行用水定额控制体系，推行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同时加大农田防护林、退耕还林、沙漠化治理的投入力度。

　　“仅靠这些解决敦煌的问题，还远远不够。”中共敦煌市委副书记翟福林说，敦煌水资源的问题迫在眉睫，寻求治本之策，必须尽快实施“引哈济党”工程。

　　对于敦煌人期盼50年的这一工程，翟福林心中有一本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敦煌县政府就提出“引哈济党”工程的初步设想，即引阿克塞境内的哈尔腾河水进入党河，解决敦煌地表来水不足的问题，后因技术条件的限制搁浅。

　　1999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引哈济党’工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于工程区涉及青海省的部分地界被迫停下。近年来，随着敦煌经济的发展和敦煌绿洲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包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内的有识之士关于实施‘引哈济党’工程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3年七八月间，酒泉市政府邀请中科院、中国工程院3名院士和水利部、中科院寒旱研究所、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10名专家、教授，在敦煌召开专家咨询研讨会，初步对“引哈济党”工程给予肯定。2004年11月，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专家组，再次肯定了“引哈济党”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据测算，该工程规划静态总投资11.5亿元，总施工期为8年。工程上马，可为敦煌年增加8400万～1亿立方用水，有望彻底解决敦煌缺水导致的生态问题。

　　据了解，目前工程环评大纲已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和审定，正在争取国家发改委的立项。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狄多华）